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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29日，美国空军16架F-84战斗机，在新安州地区上空活动,企图袭击清川江大桥。 1951年９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安州地区与美国空军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5时许，美国空军出动作战飞机5批112架，袭击朝鲜顺川、安州、平壤等地区铁路。志愿军空军第４师32架飞机奉命起飞迎击。第12团副团长李文模率领16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苏联空军112架飞机配合下，在6000米高度直飞安州。 1951年10月５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清川江桥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９时42分～10时9分，132架美机活动于朝鲜新安州、顺川、永柔等地区上空，其中1批F-80型战斗轰炸机轰炸扫射清川江桥。 1951年11月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永柔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0～11时，发现６批128架美机向朝鲜清川江、定州、博川地区进袭，其中２批50余架美机在介川、宁边方向策应。 1951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永柔、安州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4时许，美国空军出动９批184架飞机，大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小部分进至安州、清川江附近，轰炸、扫射铁路交通线。 1952年２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肃川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0时33分，在朝鲜平壤以南大同江一带发现８架美军F-80型战斗轰炸机，高度6500米；另有28架F-86型战斗机向昌城一带进犯，其中6架经定州至宜川后，转向朔州地区活动。 1952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军在朝鲜镇南浦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0时30分，英军飞机在朝鲜平壤以南地区活动。 1952年9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师第6团在上海地区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B-29型轰炸机的空中作战。当日5时36分，驻上海地区防空警戒雷达发现大型飞机1架，距离133千米、高度1500米，自东南方向逼近上海市。 1952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宣川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下午，美国空军出动60架F-86型战斗机，掩护150余架战斗轰炸机，企图进袭鸭绿江上游的拉古哨发电站。 1952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泰川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2时49分～13时50分，美国空军梯次出动F-86型战斗机７批48架，在朝鲜清川江地区掩护战斗轰炸机15批112架，袭击清川江沿岸交通干线。 1952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永山、铁山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志愿军空军共发现15批96架美机。美军先出动1个机群，企图侦察新义州机场和攻击清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其中2批16架F-86飞机掩护侦察机沿朝鲜西海岸直窜，进行袭扰和侦察。 1952年12月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鸭绿江口龙岩浦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2时36分，美空军3批24架F-86型战斗机飞至鸭绿江口两侧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12师出动飞机在大馆地区上空，同美国空军F-86型飞机进行的战斗。1953年1月15日，美国空军F─86型飞机分数路进至鸭绿江沿线上空，掩护战斗轰炸机攻击平壤、镇南浦地区的交通干线。 1952～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支援陆军部队剿匪的作战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潜伏和残留的特务、土匪在部分边远地区活动猖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进行了剿匪斗争，空军奉命配合作战。 一江山岛战役前期，空军、海军航空兵突击大陈岛锚地台湾当局军舰未能奏效。1954年11月14日，台湾当局“太平”号护航驱逐舰被人民解放军海军击沉后，其他舰艇昼间活动于大陈港外，夜间返港，企图逃避打击。 1958年7～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进驻福建和粤东地区打击台湾当局空军袭扰的作战行动。同年7月，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乘中东局势紧张之机，频繁出动飞机对福建和粤东地区进行军事挑衅，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1958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与台湾当局空军在福建漳州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下午，台湾当局空军集中48架F-86型战斗机活动于金门岛以东海域上空，其中8架飞机窜至漳州地区上空。 196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18师在广东省靖海地区击落台湾当局空军RF-101型侦察机的空中作战。当日9时44分，台湾当局空军2架RF-101型侦察机从桃园机场起飞入窜大陆。 1965年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9师在广西凭祥地区击落美军RA-3D型侦察机的空中作战。当日11时47分～12时43分，美军出动飞机3批13架次4次入侵广西凭祥、宁明地区进行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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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