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时,我们更加感受到这种精神传承的弥足珍贵。正是这种精神追求,使《中华读书报》创刊伊始,便确立了“背靠出版界、面向读书人”,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进步的办报宗旨。
“希望大家充分考虑自己的现实基础,科学确定不同都市圈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防止一哄而起。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热带风光旖旎撩人;江苏盐城湿地,丹顶鹤引吭高歌、闲庭信步;三江源头,清晨刚刚苏醒的“中华水塔”水草丰美、大江奔流。
“看事容易干事难。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了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陈剑称,如果上海迪士尼“搜包”行为实质是为限制消费者自带食品,那这就是假借公众利益为由,对一己私利进行保护。
武警一支队政委杨玉明在讲话中表示,要与东方网一起,按照协议内容,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地落实好共建协议,对东方网提出的要求,无论是员工的国防知识教育还是党建团建,都将尽力配合。
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党和政府工作就跟进什么,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主笔《河北日报》之《杨柳青》专栏几十年的储瑞耕在《我是党报人》中这样写道。
据介绍,小奥直卖APP今年正式上线,经销商可以通过APP直接向工厂下单,将层层代理商剥离,从根源遏制不必要的成本叠加,真正让利给消费者和终端经销商,享受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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