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投资人比起来,他更像一个创业者,也许用“激情”和“勤奋”两个词描述二次创业的盛希泰是准确的。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但庞大集团在7月31日发布澄清公告称,目前公司未收到相关部门关于开展重组事项的通知。
此前该村村委会主任因在危房改造中以“照相费”名义违规收取村民费用等问题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更有甚者,连“千古罪人”秦桧的故里也要争上一番。与西门庆一样,哪吒不过是上古神话里的虚拟人物,一个并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形象有故里吗?这样赤裸裸的故里之争,背后恐怕是存着争吃祖宗饭、力图赚快钱的小心思。
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今年6月,中俄领导人在莫斯科庆祝双边贸易迅速增长,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这种魔咒何时在这个中亚小国终结尚不可知,但可以看到的是,正有好事之徒在别处将其高调祭起。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百度移动搜索的赔偿数额,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性质及知名度、百度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将涉及百度移动搜索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数额酌情确定为5万元。
因此,不要错误地理解“千金难买六月泄”置腹泻而不顾。
”这句话,周恩来践行了一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任命夏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