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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
目前，各地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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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困惑的还有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北京京剧院演员有几百个，可编剧一个也没有，“最近倒是来了一个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可他写的作品连基本的平仄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法用”。近日，在中国文化报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上，来自艺术院团、高校的艺术家、专家、学者，无不对当下文艺院团青年艺术人才的现状感到担忧。文艺院团要发展，作品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没有成批青年艺术人才的不断“冒出”，不仅院团发展会受到限制，艺术传承也面临断代的危险。面对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工作的紧迫性，与会者纷纷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等方面建言献策。给青年人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与一些文艺院团青年人才缺乏不同，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无论是创作人才，还是表演人才，数量上都比较充裕。舞蹈编导费波是中芭青年人才的典型代表。费波学现代舞出身，也懂一些民族舞，但对芭蕾完全是门外汉。尽管如此，大学毕业后，他还是被中芭相中。“要了他，就要培养他。”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记王全兴说。为了培养年轻人，中芭把学习编舞的费波等人安排到了演员队伍中，让他们从学习了解每一个芭蕾动作重新开始。每天泡在演员队伍中，从群舞演员到领舞演员，费波渐渐入了芭蕾的门。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从2010年开始，中芭每年春天都要举办“芭蕾创意工作坊”，中央芭蕾舞团所有的年轻人，包括教员、演员、编导，都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编创自己的作品，然后进行集中展演。费波就是在芭蕾创意工作坊上脱颖而出的。他在工作坊上编创的很多舞段，后来成了《2012孔子》《鹤魂》《沂蒙情》等著名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艺谋也是通过费波在芭蕾创意工作坊上的作品发现了他的才华，于是邀其参与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费波，通过芭蕾创意工作坊，中芭近年还培养出了张镇新、王思正等多位优秀青年舞蹈编导，这些人构成了中芭整个舞蹈编导团队，其中多人已获得国际芭蕾大奖。刘侗所在的北京京剧院面临的问题是演员太多，“全院仅主要演员就有120位，主演多导致大家都想唱主角，都不愿给别人配戏。如此一来，青年演员更难有‘冒出来’的机会”。为了给青年演员提供舞台，自2011年起，北京京剧院面向35周岁以下的青年演员举办“魅力春天”青年演员擂台赛，8年间共举办擂台赛、擂台邀请赛10次，共有160名青年演员获得了参赛机会，以唱完整部大戏为要求组织青年演员练功、学戏、演戏，使剧院超过一半的演员都具备了主演大戏的能力。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除了演员，编、导、服、化、道、音、美，缺一不可。可是，像北京京剧院这样著名的院团，虽然表演人才充足，但编剧一个都没有，人才分布严重不均衡。最近，刘侗招了一个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可他写的作品连基本的平仄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法用”。对此，刘侗既很无奈，也能理解，因为创作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一旦断代了，想接续上得花很长时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各文艺院团都有大量编剧。后来，在“养编剧不如买剧本”观念的影响下，很多院团不再招聘编剧，导致的后果是，老一辈编剧逝去后，戏曲编剧人才出现严重断层。这些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戏曲院校才开始着力培养戏曲编剧人才。“问题是，一个编剧人才的成长，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时间，不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凭空‘长出来’。”刘侗说：“戏曲院校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接受了四年或七年的专业教育，但毕业后往往很难直接‘上手’。”于是，一边是青年编剧被打入冷宫，另一边是少数名编剧频频赶场。如何解决戏曲编剧人才的断层问题？剧作家罗怀臻曾说：“要解决戏曲编剧后继人才难产的问题，就要不拘一格培养新人，形成人才冒尖机制，给年轻人更多机会。”罗怀臻主张多办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编剧进修班，因为优秀编剧绝大多数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热爱并熟悉舞台艺术的人。此外，戏曲服、化、道等方面的技术性人才也比较紧缺，而这一问题又容易被人忽视。据刘侗介绍，北京京剧院不少服、化、道方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台上翻不动的武行演员转过来的。戏曲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同样是个系统工程。以戏曲音乐人才为例，当下一方面学戏曲乐器的孩子少了，另一方面戏曲院校教戏曲乐器的老师也越来越少，“在一些院校，有的乐器专业甚至一个老师都没有，这个专业也就办不下去了”。刘侗认为，戏曲院校应与戏曲院团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对接，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戏曲院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以团带校，比如鼓师、琴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给院校的学生上课，以弥补院校师资不足。别让学历成为人才的“拦路虎”专家们表示，艺术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有自己的规律，一方面要有耐心，另一面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现在很多院团尤其国有文艺院团进人大都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我倒觉得，学戏曲的孩子，与其在大学里学四年，不如在院团里练四年。”王平当年专科毕业后，也曾犹豫要不要再上本科，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进了院团。在院团里，她受到众多名师的指点，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量登台演出的机会，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不过，很现实的问题是，除了应聘时学历会成为“拦路虎”，工作后的晋升、评职称等也都有学历要求。王平工作后，尽管能力出众，但为了评职称，她最后也只能向现实妥协，“拿了个在职的文凭”。王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改革完善相关政策，不要让学历等成为艺术人才成长的“拦路虎”。一个好消息是，国家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美术处处长刘冬妍希望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在不久的将来，大量杂技、舞蹈、戏曲方面的中专毕业生，能够直接进入院团工作，边演边学边成长，而不必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中专毕业后继续在学校熬时间。毕业生进入文艺院团，从新人成为人才，离不开院团的接续培养。对此，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导演马彦伟很有发言权。据他介绍，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后，剧院经常请老艺术家给年轻人上课，告诉他们“过去剧院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剧院还从艺术院校请了各方面的老师，有针对性地对新员工进行形体、台词、舞美等方面的培训，不断加大对青年演职员再教育的力度。像马彦伟一样的青年演员，在剧院“扶上马，送一程”的接续培养下，很快由青涩的学生成长为成熟的“台柱子”。眼癌去世女童家属诉陈岚案开庭，原被告激辩曝出诸多细节 眼癌去世女童王凤雅家属诉作家陈岚名誉侵权开庭当日，双方均表示不愿意接受调解。 2019年8月14日上午9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太友、杨美芹诉被告陈岚名誉权纠纷一案。
(责编：赵超、夏晓伦)。老胡同换新颜“亲戚都爱来串门” 游客每走一处都能拍到美景。
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
在地球上，我们其实是“歪”着看向银河系中心的。
他此次赴港除了报道，没有任何其他任务。
但由于一些社区未设置有害垃圾桶、过期药品回收箱分布不均、居民不了解正规的回收渠道等原因，很多居民将过期药随意丢弃，形成污染隐患。对此，专家王维平提示，过期药不能扔进厨余垃圾箱，否则可能流入自然环境中造成污染。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医院副院长韩秀娟则建议，各医院和居民小区可设置独立的过期药物回收箱，居民也应减少“囤药”行为，从源头上减少过期药产生。探访1居民小区过期药被随意丢弃最近，王女士彻底整理药箱时发现，全家老小使用的一大堆药品已经过期了，“有的药甚至过期两年了。”王女士将过期药全扔进了家里的垃圾桶，转念一想，没开封的药品要是流到药贩子手中“翻新”再进入市场就坏了。于是，她把冲剂袋剪开、给口服液瓶插吸管、把胶囊一粒粒从锡箔包装中抠了出来……忙乎了半天，再把所有散装过期药连同废纸盒一同投入了小区垃圾桶。“患者在疗程内恢复健康后，药物略有剩余、被弃置直至过期的情况很常见。”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医院副院长韩秀娟称，非处方药在个人过期药物中占比较大。据相关人士推算，每百万户家庭过期药物可达亿粒。“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弃药主要进入垃圾堆，而垃圾回收处置体系均不健全，仍未有针对个人过期药物的专门回收处置管理体系与技术规范，特别是农村更为粗放。”韩秀娟表示。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类，分别对应蓝色、绿色、灰色和红色垃圾桶。但一些街道(乡、镇)尚未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很多社区未设置可投放废药品、化妆品、细长灯管、废手机等有害垃圾的红色垃圾桶。探访2社区居委会无人回收居委会药箱“消失”有的小区没有红色有害垃圾桶，居民家里的过期药如何处理？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部分区在社区居委会设置了过期药回收箱，但居民在网上无法查询回收点位，甚至有些食药所也不掌握点位信息。东城区东花市食药所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哪个社区有过期药回收箱。“我们委托一个公司收药，公司说有的社区有过期药箱，具体哪个我也不清楚。”家住东城区的李阿姨说，如果家附近没有过期药回收箱，她也懒得带着过期药挨个社区打听，通常就直接扔掉了。网上能查询到的回收点位，也存在“不再收药”“药箱已满”等情况。定西北里社区绿岛苑小区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称，“我们这里的过期药回收箱满了，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收取过期药了，就是把药送来也塞不进来了。”南湖中园社区、建东苑社区等多个居委会表示，居委会早已没有过期药回收箱，对接的公司很久不来收药了。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建议，可以去医院的时候把药扔在医疗废物箱里。但一位专门处理医疗废物的环保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医疗废物包括用过的针头、针管、带血的棉签纱布等，不建议把过期药往里扔。另外，一些社区偶尔会举办“回收过期药”活动，无法形成常态化。西城区西便门西里社区去年开展了回收过期药品的活动，但今年就没有这项活动了。探访3医院、药店鲜有过期药回收箱家庭过期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随意丢弃过期药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那么，哪里有权威渠道可以回收过期药品？一些居民认为，医院和药店或许有“过期药品回收箱”。记者拨打朝阳医院、东直门医院、宣武医院、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的咨询电话或药房电话，询问医院是否设有过期药品回收箱，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设置”“没有见过”。宣武医院西药房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居民可以将药品装在塑料袋中，系好口扔进垃圾箱，液体药可以倒进水池，用清水冲走。而在社区卫生院，“过期药回收箱”存在量少且分布不均的问题，方庄芳城东里卫生站、定福庄西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均表示没有过期药回收箱。常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层摆放着生活垃圾桶和医疗废物专用桶，“以前设立过过期药回收箱，但由于居民知晓率低，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人员说。此外，记者咨询了同仁堂亚运村店、保兴大药房方庄环岛店、金象大药房阜外店等药店，药店均表示未曾设立过“过期药回收箱”。■专家建议居民小区设置过期药物回收箱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表示，过期药流入环境会产生危害。“西药是化学品，含有抗生素、激素等，进入土壤会产生污染，且容易被植物吸收，溶解到水中会污染水体。中药也有药性，进入土壤和水体同样会造成污染。”韩秀娟介绍，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出台了全球第一个过期药物指导性文件，相关工作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实践。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了“国家废弃药品回收处理计划”，过期药物可在任何一家药店得到免费回收处理；欧盟2004/27/EC指令中第127条B指出，所有成员国均要建立过期药物回收机制；美国环保署鼓励每个家庭参与到当地危险废物回收项目，处理好过期药品。对此，韩秀娟建议建立药店实体回收联盟，各医院和居民小区设置独立过期药物回收箱，“最重要的是引导医生合理开药，居民也要改变‘囤药’的习惯，从源头上减少产生过期药。”没有有害垃圾箱、又没有药品回收箱的小区，居民要如何处理过期药？王维平指出，过期药绝对不能扔进厨余垃圾箱，因为厨余垃圾多用来堆肥，将来还是会回到土壤中去。过期药没有回收价值，也不应该投入可回收垃圾箱。如果小区没有红色的有害垃圾箱或者过期药回收箱，居民可将过期药投入“其他垃圾箱”，这里的垃圾大部分会进入焚烧厂处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常有政府部门、药企和零售药店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建议将过期药品送至这些回收点处理。如果自行处理，应将包装盒撕毁，防止被孩童捡食或他人乱用。对于一些口服的片剂、胶囊、颗粒剂等固体药品，不要整瓶或整盒扔掉，建议将药品从包装中取出，混在生活垃圾中处理掉。对于口服液、眼药水等液体药品，可以把液体挤出来混入生活垃圾处理。新京报记者张璐(责编：赵爽、孙红丽)。帅帅的“火焰蓝”（新时代·面孔） “丁零零……”正月十五14时41分，急促的警铃声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道外中队响起。消防员们麻利地从二楼顺着抱柱溜下，从穿上灭火战斗服到出车，用时不到一分钟。 14时55分，和消防员们到达现场。10余位消防员顺着6米拉梯，爬上屋顶，用破拆斧将铁皮屋顶撬起，每掀开一片铁皮，都会涌出一阵滚滚黑烟。记者站在离屋顶大约七八米的消防车上，浓烟夹着灰烬飘进鼻腔和口腔，呛得忍不住咳嗽。 15时30分左右，黑烟逐渐变成白烟，火势得到控制。在现场参与指挥的道外中队副队长陈庚嗓子有些沙哑，他的战斗服上沾满了泥水点子。 这个春节，是道外中队转制后的第一个春节。消防员们的制服从“橄榄绿”变成了“火焰蓝”，他们打趣说“我们是百姓的‘蓝’朋友，担子更重了”。 以前过年常常忙得“脚不沾地”，今年春节压力明显减小 道外中队所在的道外区是哈尔滨的老城区，辖区致灾因素多，街区道路狭窄，极易发生火灾。以前过年队员们常常忙得“脚不沾地”，今年春节压力明显减小。 “去年除夕，从下午3点我们就开始不停地出警，10多起火警，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已经当了16年消防员的陈庚，似乎习惯了在房顶上边灭火边跨年。今年除夕，道外中队仅出警两起，整个春节假期出警不到20起。 以往都是“百姓过节、消防过关”，今年春节警情为啥少了？陈庚告诉记者，今年哈尔滨四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隐患减了不少。 谈及为啥选择消防员这一职业，道外中队每个人都有故事： “当时就爱看《士兵突击》，很想当兵，向往单纯的集体生活。”来自山东莱州的31岁副队长陈强如今已心愿得偿；“我爸以前当过侦察兵，就想让我‘子承父业’。”来自内蒙古赤峰的24岁消防员崔耘飞原本“想摸真枪”，刚进入消防队却有些失落。现在扛着水枪战“火魔”，在他看来“仍然很帅”；道外中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李佳蓬今年才20岁，当初成为消防员“有一部分原因是和父母赌气，不想待在家”，但这个似乎还未长大的小伙子，在报名的时候很干脆地填了“接受祖国挑选”，“分到哪都行，反正都是为百姓保安全”。 陈庚，这个已经参与大小救援3000余次的“老消防”，当年的“消防梦”家人是强烈反对的。“2003年发生‘11·3’衡阳大火，20名消防员牺牲了，而我那年12月就要成为消防员，父母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作为独子的陈庚再三坚持，父母才勉强同意。 铃声一响，不论在被窝里还是在用餐，必须最快时间出警 2016年10月8日，道外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在搜救被困人员时，道外中队消防员李振涛从15层虚掩的电梯门不慎坠落牺牲。“当时我们一层层往下找，找到他时，他手中还抓着水带，胸前的呼救器还在闪灯……”朝夕相处的队友再也没回来，谈及此事，当时一同参与救援的李鹏程陷入了沉默。 面对未知的警情、可能的牺牲，他们有多怕？ “说不怕那是假的，但多数是后怕。拿起水枪，就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来不及害怕。”陈庚说，当时他参加“1·2”哈尔滨仓库火灾灭火战斗时，有一名战友刚从起火建筑中被换下来，两分钟后，他当时所在的位置就发生了坍塌。类似的险情，消防员们没少经历。 对于消防救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铃声一响，消防员们不论在被窝里还是在用餐，必须最快时间出警。“警铃一响，心就扑通直跳。”多年的训练已经让陈庚形成条件反射，“在学校、餐馆听到类似的声音，浑身就一激灵，有时候会‘噌’地一下站起来。” 作为中队队员眼中的“老大哥”“主心骨”，陈庚更害怕的其实是战友出事：“平时再怎么严厉，出去了都是自己的孩子。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生个大胖小子”“带上家人到南方有海的城市玩一趟”“找个对象”“比武能有好成绩”……新的一年，问及队员们的愿望，他们都毫不掩饰各自的兴奋，但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同一句话：“希望战友们都平平安安归来。” 负重跑之后，他背着大家偷偷抹泪，“拖了中队后腿，心里过意不去” 正月十四早上6点半，天刚蒙蒙亮，道外中队的消防员们开始了一天的训练：60米肩梯跑、绳索攀爬、百米负重跑……某个姿势不对、步伐不对，就会延长项目完成时间。而在火灾现场，多1秒钟，可能就意味着生命的消逝。 体能训练对于身高165厘米、体重不到105斤的李佳蓬来说，压力非常大。六七十斤的肩梯、60斤的壶铃，不光要扛得动，还要跑得快。刚来中队时，李佳蓬扛起肩梯都有困难。为了加强力量，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强化练习，“练好体能，或许就能多救出一个人”。 下午两点半，队员们又背着23斤重的空气呼吸器进行5公里负重跑，30分钟以内是合格线。尽管天气寒冷，风呼呼地吹，队员们的汗水依旧浸湿了棉衣。 就在大家聊着成绩、做着拉伸的时候，一名队员背对大家默默走远。走近一看，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正偷偷地抹眼泪。问及原因，他说，“成绩不好，拖了中队后腿，心里过意不去”。 道外中队年龄最大的老段是山西人，今年41岁。每当有人问他7岁的儿子长大后想干啥，老段便成了职业榜样。这些年，谈到未来的打算，身材瘦削的老段腼腆却又坚定：“必须干到干不动为止。” 这句话同样是很多消防员的心声。对于这些消防队员来说，无愧于人民，却有愧于家人，自豪和愧疚复杂交织，这样的故事太多。前不久，道外中队一名队员的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却一直瞒着他。“怕救援有危险，不想让我分心。” “百姓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出警责无旁贷。但像找猫、找狗、找手机之类的琐事，特别希望大家能先自行解决。毕竟消防资源有限，需要分配到更紧急的地方。”陈强说。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 作为唐人乐府诗创作实践指导与经验总结的唐代乐府诗学，既是唐前乐府诗学的总结与发展，又是唐后乐府诗学的重要参照，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学史上继往开来之集大成。
要加大松木及其制品的排查力度，对有引起疫情或者有引起疫情危险的，要依据公安部、最高检关于“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严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如今，独龙江已成为一个标志，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