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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成 摄 中新网兰州8月6日电(刘锡钺)近日，56名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澳门旅游学院等10所港澳地区高校的大学生走进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体验特色民族文化旅游服务，透过入户调研、参与式评估、导览创意设计、政策倡导座谈等活动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献言建策。 临夏回族自治州八坊十三巷景区是本次体验之旅的首站。港澳大学生走进其中参访特色传统建筑、记录民间手工艺和艺人故事、调研景区商户，并以青少年视角按照建筑、非遗、美食、特色商铺等主题设计创意导览地图和电子游览手册，希望能辅助更多游客深入感受八坊十三巷多层次的历史文化，提升临夏民族文化旅游的体验感。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和桑科草原，港澳大学生围绕“社区居民参与、共享文化景观旅游”这一主题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和经商个体户等进行调研和座谈。如何注重乡土特色文化、如何避免文化旅游“麦当劳化”、居民如何提供旅游服务……村民踊跃反映当前旅游发展的状况，大学生们根据反映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方案。 扎尕那是开放不久的新型农业文化旅游景区，2018年正式授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加大整治黑代理力度上，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违法代理线索，加强对长期有照无证经营机构的筛查力度，重点对违法代理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此外，通知还要求，推进加强行业自律，加快形成专项整治压倒性声势，并加强专项整治工作指导督导，对督导中发现相关地方在推进蓝天行动不力和专项整治工作慢作为、不作为等情况的，将通过一系列严肃的手段问责。北京市文资办--北京频道--人民网“投贷奖”政策为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服务实体经济精神，缓解文创企业因“轻资产”导致的融资“难、贵、慢”问题，服务实体经济，结合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改革实践，在全国创新实施“投贷奖”联动。“投贷奖”联动，主要是建立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财政支持资金的无缝对接。
2014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6次研究和部署扩大内需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有力地释放了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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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