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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前景也十分可期。近日，度小满金融《2019年上半年国民投资理财情绪报告》（下称《报告》）显示，1月至6月以来，唯一关注度逐月上升的投资理财品细分情绪指数，就是互联网保险。作为保险情绪指数子类之一，它在创新和科技赋能下，为保险行业带来了增量市场，虽然目前绝对数值仍不高，但是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上述《报告》显示，相对于互联网保险，传统保险条例晦涩难懂，理赔体验较差，保险营销方式不受信任问题较为明显。而互联网手段的注入，一定程度上协助改善了保险各个环节的发展痛点，另外由于互联网销售渠道的不断扩展以及低门槛、体验式创新险种层出不穷，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开始转向通过线上渠道进行投保。“降低了牌照门槛，原来互联网全国经纪牌照很贵，现在放宽到兼业代理了，那门槛低了很多。”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水滴筹相关人士认为，这可以给中介牌照降降温，给炒中介牌照的泼泼冷水，利好流量型平台通过保险变现。激动过后，大家都明白，一句话虽然想象空间十足，但后续要怎么走，目前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一位保险中介平台创始人表示，还是要等细则公布，没有细则前说再多也无济于事。还有保险公司产品部的人表示，大的互联网平台也就是“有实力有条件”的几家，几乎都已经拿下了保险中介牌照，兼业代理牌照放宽对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影响。　　倒逼中介or抢占市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王向楠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道，提供保险这种金融活动的中介服务需要被授权和监管，首先是准入管理，我国一直有这种要求，这也是一般性的国际准则。现实中，存在一些未取得中介资质，甚至是没有被有效监管的互联网平台，它们提供了保险产品信息和撮合服务，因此强调这个规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允许有实力有条件的互联网平台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质”对互联网平台采用了“二分法”。第一，“无实力”“无条件”的互联网平台是指，在股东能力和信誉、注册资本、管理保险业务资金安全和规范性的能力、信息安全技术能力等方面有缺陷，从而不能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要禁止其提供保险中介服务。第二，鼓励有资质的互联网平台销售保险，肯定了“保险”“互联网”的结合，这与对P2P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看法显著不同。保险中介监管部门对“有实力有条件的”互联网平台应当持有更欢迎的态度，同时要加强直接监管，不能不管或将管理责任简单推给保险公司。若是互联网平台放开了保险代理资质，对于业内可谓一个喜讯，但有人表示担心，怕保险中介会被抢占市场份额。但并不是所有从业人员都对此担心，某中介负责人笑称，并不担心影响，倒是可以倒逼中介奋发图强，“要不没饭吃了”。王向楠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对提供简单业务的原有保险中介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体而言影响不大。因为保险兼业代理提供的主要是前端的销售服务，而由于近几年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改革和人身保险责任和期限的调整，各类保险产品的互联网渠道的保费占比很低。今后可能较快发展的养老金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大型灾害事故保险也不是互联网渠道的强项。“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主要提供疾病保障的‘网络互助’。目前监管对‘网络互助’采取‘观察+学习+检测’的明智做法，今后应当将其纳入正规保险的监管。”他表示。　　放开互联网相关险种《指导意见》明确鼓励各类互联网平台通过投保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更好保障各方权益。王向楠告诉记者，平台经济是新经济的代表，其本身及其上面的生态系统均面临着多重风险。保险业是风险管理专家，承保能力较强，运作规范，并且立场一般独立于平台上的交易方，所以保险支持关注互联网平台的风险管理。其一，平台自身面临多种责任风险，这是保险业产品开发中应当关注的潜力很大的领域。其二，平台也有自身的财产，如数据信息和某些时候积累的资金，这也有一定的承保价值。其三，平台能为交易双方围绕具体交易中信用风险而推介信用保证保险，这是我国保险业已经较多介入但潜力仍然很大的领域。其四，平台能为其客户的生产生活活动而推介各类财产和人身保险。实际上，各大互联网平台诞生了不少伴随着互联网场景而出的保险。常见的有用以缓解退货纠纷的退货运费险，防止买了就降价的保价险，还有网购的不确定性催生的质量保证险，这些是和C端消费者连接时可衍生的一些险种，化解了不少互联网平台的风险。还有一些险种保障能力更强。互联网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信息技术危险，例如系统问题导致某个机票预订出错、账号被入侵风险、个人银行账户及互金平台的账户安全等。这些无疑都是保险公司，尤其是财产险公司未来可以探索的业务方向之一。对于险种创新，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持有“护苗”态度。《指导意见》强调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施行包容审慎监管。具体措施包括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监管办法。提出要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分领域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对看得准、已经形成较好发展势头的，分类量身定制适当的监管模式，避免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一定的“观察期”，防止一上来就管死。另外，文件里还提到了一点：“积极发展‘互联网+服务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改造提升教育医疗等网络基础设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这与保险资金的诉求暗合。但放开不代表可以乱来。涉及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平台，国务院同时强调，需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执行；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提供金融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责编：史雅乔、刘然)。“魔童哪吒”为国漫发展注入强心剂近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上映引爆了互联网和电影院，画着“烟熏妆”、留着“齐刘海”的魔童哪吒以现代化的语境表达“圈粉无数”，成为今年电影市场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舆论普遍认为，在“国潮”持续发热的背景下，国漫市场在未来定将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级IP”未来可期。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中所称的“虚构原价”中，“原价”是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流浪地球》打开了中国科幻的一扇门，《上海堡垒》又把它给关上了”……面对这样的吐槽，导演不得不公开道歉。之所以把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代表了电影市场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来水电影”，指观众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欣赏之情，主动作宣传和推荐。这类电影一般只看口碑，观众觉得好就自发传播，从而形成了“路人效应”。纵观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战狼2》《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都以品质上乘、制作精良而取胜。《上海堡垒》则是典型的“流量电影”，也就是“粉丝电影”，一般请当红流量明星出演，商业逻辑是“粉丝一人一张票，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因为过分关注粉丝和流量，这类电影一般粗制滥造，品质堪忧。流量明星出演不必然意味着烂片，但环顾几年来的烂片，许多都可以归类到“流量电影”。在资本最热衷于影视的“小时代”里，IP改编+流量明星是电影市场上的热销组合，尽管一些偶像毫无演技，电影也被批评几无内涵，但出于粉丝们强大的购买力，这些电影仍然能赚到快钱。《上海堡垒》就立项于这样一个所谓的“IP时代”，主演鹿晗是微博顶级流量，电影的立项、宣发等，始终围绕着鹿晗，也处处迎合粉丝。今天的意外结果，固然有鹿晗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但无疑，消费者备受市场教育，不会再轻易为流量买单了。“自来水电影”全面压制“流量电影”，这才是正常的电影市场规律。总有人以为，“流量电影”也符合市场逻辑，但拉长时间的尺度，它更多反映了市场短期的浮躁心态。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要考虑到服装、剧本、特效、布景等方方面面，假如几个明星大腕轻易拿走大头，就很容易破坏影视制作的生态，导致其他方面力不从心。

护士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湖北省实行护士脱帽上岗举措的，并非只有武昌医院一家。

可以调整选书供书思路，加大农民群众参与度；增加图书借阅和使用便捷性，推广“一屋多点”的服务模式，将图书放在农民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如人流集中的广场、超市、便民服务大厅等地，使农民获取图书的途径更加多样和便利；吸引社会资本和力量进入，以委托管理等方式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化水平，打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区域行政的限制，以便盘活和调配图书资源，使农家书屋的服务水平、质量明显提升。

特别是针对工伤保险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要对认定标准再明确、再细化。

不过，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确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中汽协也调整了对全年销量目标的预期，由年初预测的160万辆调整为15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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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人们文化消费的持续升级，审美趣味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还存在优秀作品相对不足的情况，如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在发言中所说，当前网络文学内容供给还处在量大管饱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主题失焦、内容失真、发展失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