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崇明区委主要领导通过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办将《情况专报》转交振华重工主要负责人。
抛开房价和租金高低比例的问题,我们从居住的角度来讲,自己的房子都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不用说别人的房子。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
因此,他们嘲笑一些说法,即汽车行业可能会被电动汽车、优步等共享应用颠覆这可能意味着更少的人拥有汽车或者不同程度的无人驾驶技术。
除了面临恶劣天气状况可能遭遇的各种意外事故,外卖骑手还缺乏从事这一行业的整体“安全感”。
陈锋介绍,自2017年10月以来,中心在多个层面开展了多种类型的智慧学习工场创新实验,先后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金融、先进设计与增材制造、新商科、金融风险管理国际证书等领域开展了学科专业集群型实验;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启了“乡村振兴学院”园区型实验;同时还开展了康复大学、中山科技大学、佛山理工大学、金华理工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新型大学与校区设计实验;与首批五家试点单位合作开展了“学硕创新工作站”单一功能型实验,还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启动了初期实验。
颜色革命的恶毒在于,它给出用搞所谓民主来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荒谬药方。
新起的中国对美创业投资也从2018年开始逆转。
如何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版今起推出“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系列评论,欢迎广大读者关注。近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科创板要坚守定位,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一要求指明了科创板的未来发展方向。8月8日,在首批25家科创板公司鸣锣上市10余日之后,第2批共2家科创板公司挂牌上市。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计销售33242辆,同比增长255%,超越2018年全年销量,连续16个月同比大幅增长。
”两年后,机会来了,国家在酒泉进行飞行器试验,需要对飞行器的飞行姿态进行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