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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为了保证广场地面景观率先亮相，改造施工中特别采用了先地上、后地下的“逆作法”。
换个logo就是新品牌，入口的材料来源不明，很多工厂连普通牙刷的标准都没搞清楚就上马。
在一大群官员和航空业管理人员注视下，C919沿机场跑道隆隆飞驰并飞向天际。
第一眼读到方丽娜的小说就有惊艳神奇之感，那是一种属于欧华文学的独特气质。她的创作虽然爆发在近十年，但起点很高，出手不凡。在她的小说中，一举超越了海外华文学多年来所表现的文化冲突的传统母题，直指人类的情感困境和生存困境。 方丽娜，生于上世纪60年代，祖籍河南，现定居奥地利维也纳，担任欧洲华文文学会副会长、奥地利华文笔会会长、欧华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远方有诗意》《蓝色乡愁》、中短篇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作家》《十月》等，多篇作品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被誉为近十年中最具实力的欧华作家之一。 与其说方丽娜是“异军突起”，不如说她是一个厚积薄发、完全准备好的作家。在2011年方丽娜发表的第一个短篇《花粉》，其鲜明成熟的风格就已形成。 在我看来，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震撼人心的故事以及深度情感的感染力，还要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进行探索。方丽娜的作品，不仅有一种来自北方厚土的历史积淀大格局，而且具有着冷峻犀利的哲学思考。她写人类的情感困境，实际上表达的是她对人类的性别、家国的苦难充满悲悯情怀的哲学思考。方丽娜用自己的笔，非常典型地再现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身心困境以及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她的这一努力，让海外的新移民文学在题材及主题的拓展上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读方丽娜的小说，首先被吸引的就是她对人性的敏感度和洞察力。方丽娜小说中的蝴蝶意象，实际上就是人物灵魂的象征。 在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里，方丽娜的笔端浸染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深情，美丽的蝴蝶，其实就是女性的灵魂，也是跨越生死的幻影。在大时代的转折与动荡中，女性移民的个体生命更加坎坷与艰辛，她们匍匐在大浪淘沙的前沿，经历着极为残酷的博弈与挣扎。无论是从欧洲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到欧洲大陆，在时间与空间的跳跃与跨越中，方丽娜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各类人物，毫不留情地挖掘着人性的黑洞。 从《夜蝴蝶》到近期完成的《蝴蝶坊》，小说的主角依然是凄苦无告的女性，但作者的国际性大视野不断拓展，批判现实的锋芒更加犀利、深刻。《蝴蝶坊》里的女人，让人震撼也让人同情。作为一个移民作家，方丽娜毫不掩饰地写出了中国人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尤其是女性同胞所经历的痛苦。 小说《斯特拉斯堡之恋》，呈现的则是当代文学的新景观。在一个跌宕起伏的跨国故事里，通过历史的重逢，充满了往昔的回忆。方丽娜在处理这类国际题材时下手很重，直面命运转折的痛苦，身处异国他乡，旧情无法续缘，人生也无法从头再来。 方丽娜的小说，是有独特的移民文学特质，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收获。(责编：韦衍行、丁涛)。广西、深圳两地工商联开展合作交流8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磨长英率代表团到访深圳市工商联，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冯德崇会见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加强两地工商界交流合作、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对口帮扶工作等举行座谈。
广东省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学习省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处见习干部省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处办事员省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处科员（广州职工业余大学中文秘书专业在职大专班学习）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调配科副科长（其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在职本科班学习）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调配科科长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警衔科科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省公安厅法制处政委省公安厅办公室（情报研判及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处处长省公安厅办公室（情报研判及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挂任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省公安厅办公室（情报研判及应急指挥中心）政委肇庆市副市长人选肇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4金家岭财富论坛嘉宾云集 2014年金家岭财富论坛6月21日在青岛举行，该论坛以金融服务经济，财富创造未来为主题。
（七）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审核编辑队伍，提高审核编辑人员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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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增长势头会延续吗？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向《中国汽车报》记者表示，随着皮卡政策进一步放宽，各省区市积极开展皮卡进城试点活动，各主流皮卡企业加快对高端皮卡产品开发和投放、积极布局国六市场，下半年，我国皮卡市场或许会扭转局势，出现增长态势。
无论从募资规模还是新股发行数量，中国广核都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IPO。中国广核发行价元，按照以往高申购的中签情况，顶格申购有望100％中签，并且很可能中8签或9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