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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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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性进步，全球疟疾病例和死亡人数的稳步下降的趋势已开始平稳。2017年，全球估计仍有亿例疟疾病例，约有万人死于疟疾，这主要发生在资源有限、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高疾病负担国家。与此同时，耐药性的上升威胁到人们所依赖的预防和治疗疟疾工具的效力。我们迫切需要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力量来帮助赢回这场战役。中国拥有科学知识、实践经验、制造能力和资源，能在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扭转疟疾传播趋势。例如，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疟疾科学创新前沿。中国的科学家发现，含有青蒿素化合物的古老疗法可以转化为治疗这种严重疾病的方法。这一突破和其他突破一起为在中国海内外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作出贡献。中国还制造了比如诊断工具和蚊帐等低成本、高效力的工具，这些都是现代疟疾控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疟疾是可能的，这需要我们找到新的合作方式。调整中国的创新做法，使之符合高疾病负担国家的当地环境，这为加快进程提供重要机会。例如，坦桑尼亚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展的个案研究，有望成为新时代非洲和中国在卫生方面的伙伴关系的范例。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官员和研究人员正在共同研究，如何将中国的经验与坦桑尼亚的专长结合起来，提高对疟疾的应对能力。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一个国际专家团队正在努力使中国创新性的1-3-7疟疾应对模式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成功抗击疟疾的模式适应坦桑尼亚的环境。为坦桑尼亚量身订制的1-7模式，即在一天内报告疟疾病例、在七天内完成疫点调查和处置，防止进一步传播。该模式目前正在坦桑尼亚的南部地区进行试点。早期数据显示，这一模型可以将该地区的疟疾减少80%以上。尽管这一试点尚处于早期阶段，但这种中非合作模式对于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下努力防治疟疾大有可为。推进此类伙伴关系的平台，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和终结疟疾理事会（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和联合国秘书长2030健康议程及疟疾问题特使雷·钱伯斯于2017年发起成立，主要由疟疾高负担国家和主要援助国的相关机构代表组成，旨在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根除疟疾），为分享知识、加强联系和拯救生命提供了新的途径。中国和非洲国家以及更广泛的抗击疟疾社群也应该与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加强合作，并让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尽管没有哪一项单独的合作会成为灵丹妙药，但中国可以通过分享其专业知识、见解和能力，帮助改变非洲疟疾的轨迹，让抗击疟疾从停滞走向根除。我们知道，为了消灭疟疾，我们必须发展全球性对策、利用现有的专业知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在全球进程中开发新的工具。我们应该抓住中非合作的时代机遇，重振加速全球抗击疟疾的进程。扶贫创新带动重庆巫山脆李销售超23万斤原标题：扶贫创新带动重庆巫山脆李销售超23万斤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8月12日16时35分讯（记者姜力菘）12日，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获悉，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与字节跳动扶贫联合发布了“110”网络扶贫创新活动落地重庆市巫山县后的帮扶成果。字节跳动扶贫通过产业梳理、人才培训、农产品推广等多举措助力脱贫攻坚，帮助巫山县售出脆李超23万斤，此次活动带动了4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1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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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中国品牌SUV销量占比分别为%、%，占比略有下降。
长庆二年（822年）开始，唐廷重新承认了“河朔故事”，不再试图以武力改变河朔藩镇的割据局面，直到后梁乾化四年前后，河朔三镇或被河南，或被河东李存勖集团所控制，上述局面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