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指出,2018年6月15日起,美方突然宣布对华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三天后又威胁向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引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调整;同年12月G20两国元首会晤、贸易摩擦形势缓和,又驱动人民币转为升值;2019年5月美方再次超预期升级对华关税措施,当月境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跌了%;8月2日,美国进一步威胁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8月5日开盘后离岸、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先后“破7”……这一系列波动,都是人民币在外部环境冲击下正常的市场反应。 “需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美国又是中国重要的外需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必然会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因此,把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客观结果归咎于‘中国操纵汇率’,无异于贼喊捉贼。”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单边主义指责无法服众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刘程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并未对“汇率操纵国”设定具体标准。美国目前使用的《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规定,认定“汇率操纵国”要满足三个评判标准:一是特定经济体对美国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二是该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至少3%;三是该经济体持续单边干预汇率,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 “数据上看,中国仅符合其标准中的第一条,不应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汇率操纵国’全部标准。美国有关部门对本国法律设定的‘标准’置之不顾,凸显其‘法治精神’的虚伪性,与其在国际治理领域的单边主义与霸凌作风相吻合,显然难以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可。”刘程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战略政策系副教授傅强认为,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降幅度远小于绝大多数主流货币。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表示,中国不可能通过干预汇市让人民币贬值,这是各国金融界的共识。如果美方根据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认定采取相关制裁措施,其正当性将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质疑。 中国将继续贡献确定性 虽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仍将尽最大的努力为世界经济贡献确定性。 在谈及人民币未来走势时,潘功胜指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人民币汇率尽管会受到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但不会无序贬值,外汇市场在经历短暂震荡后终将回归基本面。 “尽管人民币汇率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尽管美国将我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将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负责任态度,为全球经济在危机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仍将坚定恪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承诺,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潘功胜强调。 “人民币汇率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价格,不可能只涨不跌,也不可能只跌不涨。美方决策者需要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以及如何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周宇说。(责编:李楠桦、刘然)。图解:细数“长江韬奋奖”历史上的十位获奖“第一人”推荐阅读“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举行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
但为何续租中介费在各地还是屡禁不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部分中介利用自己市场门店多、资金充裕等优势地位,与房东签署长期的委托租赁协议,控制房源,迫使租客续租时不得不多交一次中介费,以垄断地位制订霸王条款。
在创新创业领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死亡谷”。即一项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产品上市,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论是技术转化,还是资金、市场等,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坠入深渊。
工作人员还提醒记者,不要用手碰植株,保证环境尽可能无菌。
2G进入数字通信时代,移动通信的功能显著提升,如手机实现了低速上网功能,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产业链复杂程度直线上升。
“发展共商”是任家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一项项重要决策都在一次次群众会中达成共识。
按照传统的产业、经济和职业分类,除了农业、工业外的其他行业,都可以划归为服务业。
早在2014年,广东深圳就成为我国第一个巨灾保险试点城市,此后又有浙江宁波等城市,以及云南、四川、广东、黑龙江等省份陆续展开了试点。
相比此前动辄上4亿元的票房,这几部影片的票房一落千丈,在几千万元到1亿元之间浮动,青春片不再是市场灵药。
”说起工厂,很多重庆人都摆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权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张志成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知识产权纠纷的频率是明显上升的。究其原因,一是不清楚海外的制度和法律程序。二是一些信息不通畅,语言也不通。另外,也不了解在海外维权找哪些专业化的机构,造成企业在海外维权难度比较大。张志成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对我国相关权益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若不能支撑,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价格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