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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2012年专心做民国教育的材料整理，至今已七年，虽然没作出多少贡献，但在自己看来，还是有点儿成就感的，至少个人对该领域某些问题的理解，会比之前深入。我想，再努力若干年，在民国教育方面，我还会有所进步的。上述讲的是读书的两点体会——“跳出舒适区”“由博返约”。如果说，读完一本新领域的书，有如发现了未经欣赏过的风景，那么啃完一部艰深的名著，就仿佛攀上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峰，眺望到了更辽远的地方，看清了许多以前令自己感到迷惑的东西，也增加了自我读书的自信心。无论新遇的风景，还是远眺到的风光，我觉得都比长期原地打转带给人更多的感官之乐与思想之美。要“反己与体会”国学大师钱穆年轻时的读书经历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钱穆在无锡的鸿模小学任教员，有位同事（也是钱穆的小学与中学的同窗）叫沛若，为人好学而忠厚善良。他曾对钱穆说：“你喜欢读《论语》，里面有一条写着：‘孔子所谨慎小心的事有三件：斋戒，战争，疾病。’现在你患了伤风，虽然还没严重到发烧，但也是病。可以不必紧张，不过也不能麻痹大意。应该依照《论语》说的那样遵守小心谨慎的‘慎’字，不让病情加深，那么过几天就会自愈了。”钱穆一听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读《论语》，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己”，务求“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钱穆从沛若话中悟出的这番体会，恰恰道出了读书的根本所在。读书固然可以不求甚解、自娱自乐，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教师，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跳出书本，返回自身，反省自我，省察人生，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学业与修为。否则，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价值就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对教师而言，“反己与体会”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读教育类书籍，要把书中的理念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实践中，而不是理论是理论，课堂归课堂，成为彼此分离的两张皮。比如，罗素提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常反省自己：教学中，我是否太偏重学生的分数，而忽略了其他？我是否为了提高自己学科平均分的两三分，而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又如，当领导以考上“985”名校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教师教学的成败，我是否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标准，对领导的功利行为大胆说“不”？进而言之，我能否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对某本书中的某个教育理论也提出疑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己与体会”的第二个层面——也是更高的层面，就是把书本理论化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主张，读书即读人。这里的读人，既包括“读”作者，也包括“读”自我。所谓“读者”二字，在我看来，乃是“读自己”。带着这样一些理念去读书，就能把书与人、过去与当下、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把僵硬单一的知识与柔软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并产生某种呼应。此刻，捧在手里的每本书，都因之而拥有了跳跃的脉搏，而读一本书，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真挚的对话。我从事民国教育史料梳理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读什么书，等于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年专注于民国人物的阅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和一群智者相处相知，眼见他们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感受着他们的悲悲喜喜。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滋养着我。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比如教育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态度等。至于民国时代的那些教育细节，它给我的启示就更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读、编、写过程中获得的“奖励”，也是任何课堂和其他书籍所不能给予我的。读书半生，人到中年时终于读出这点儿味道，也可算是没白读吧。以上读书“三要”，纯属一己之感受。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书架上顶天立地的好书，为了不负它们，也为了不负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余生，今天写下它，权且当作自己读书的座右铭。（作者系中学特级教师）(责编：实习生(曹雯)、熊旭)。公车改革 整治“车轮上的腐败”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机关本级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今年上半年完成，力争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再以两大经济强省广东、江苏为例，一个GDP超过10万亿，一个超过9万多亿，但两省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方面，都未跑过两省GDP增速，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排在五、六位，只有人均2万元多一些。
有非洲专家如此评价非中关系。
但为何在普通餐饮店中，这些事情似乎都不是什么问题？是规定不合理的问题，还是店大欺客的问题，确实需要值得深思。
——编者 现在影视文化产业界有一个流行看法，认为影视产业进入寒冬，基本的依据是积压片子多，收视下滑，资本退潮，企业亏损，这种现象的确令人忧虑。但另外一组数据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近年来，影视行业总体来看一直在快速发展。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同比增长%；电视剧发行数量首次有所回升，现实题材主流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电影票房实现%的增幅，超过全球电影7%和北美地区电影%的票房增速。从趋势来看，2019年影视产业总体指标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 这些数据说明，影视行业总体向好，增长仍在持续，但出现一个背反现象，即传统影视业务持续萎缩与影视新业务新业态迅猛增长。如果只看到前者，是悲观的；如果放眼后者，则前景可期。 近年来，中央对包括影视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越来越重视。许多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改革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行业治理趋于靶向用力、精准施策，支持政策与管控政策双向发力，规划、引导和调控力度明显加强。 国家广电总局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精品战略。影视产业纳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对象，设立了电视剧、纪录片、综艺、专题等方面评优扶优计划，重点扶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原创价值、国际元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产品制作能力项目建设，重点扶持优秀的现实题材创作。有关政策最近出台，支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园区）发展，并拓展同有关省（区）的合作，积极引导优质影视资源和高精尖影视项目向园区集聚，推动影视园区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发展。前不久，国家广电总局就推进长三角地区广播电视一体化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做出部署，着力解决省与省之间发展不平衡、创新协同和平台协同不够、资源和市场分散、节目与服务供给滞后等问题。广电产业跨区域合作的重大机遇已经到来。有关政策还大力推动影视产业与其他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影视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智慧广电与超高清电视发展，支持影视业与互联网、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融合，努力构建影视业高精尖产业结构。有的影视产业大省还优化对骨干影视企业和成长型影视企业全流程的支持与配套服务，特别是加大金融支持影视业发展力度。这些积极型政策的完善将助力影视产业逐步蜕变。 针对影视产业领域不断出现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不断出台治理政策，规范秩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影视文化产业已经进入蜕变的关键阶段，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但有待大的突破。目前，影视文化产业出现的困难，主要是供给结构难以满足人们不断趋新趋变趋异的需求。这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积极政策的赋能和规范下，影视产业肯定能完成新一轮蜕变，在更高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 （杨明品作者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陷阱》作者提醒中国企业加强合规建设 警惕美国长臂管辖如今，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已成立咨询公司，专注于为政府机构和跨国企业提供合规咨询，帮助企业建立合规流程，培训企业员工不陷入与他同样的“陷阱”。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最具典型意义，他强调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断”阐释历史思想，用新的观点清理贯串数千年的思想史，这种“方法”“论断”“新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系统学习和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唯物史观被广大学者所接受。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的观点、方法得到普遍借鉴，苏联哲学权威日丹诺夫将科学的哲学史解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掘以及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规律的探讨成为哲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史成果。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等在内的迄今最完整的中国思想通史著作，基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并由此逐渐形成“侯外庐学派”。 改革开放前，我国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思想史研究确定了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为主线，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方法论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某些教条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过度政治化等问题，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倡导，中外学术交流也不断深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空间。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他们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认识更加丰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克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片面性与庸俗化倾向，使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随着回归学术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术界开始注重发掘传统思想智慧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成就之一可以称为学术史的回归，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以往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不断注入关于社会思潮、文化变迁方面的内容，不断拓展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视角、方法、对象和范围，从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日益丰满。在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宗教现象、宗教问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 进入21世纪，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进一步向着枝繁叶茂的繁盛局面迈进。中国思想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于历代思想家的专项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全面推进态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这一态势的集中体现。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在侯外庐与其他前辈的著作上继续前进，不仅继承了前人重视社会经济分析的科学方法，同时扩大了观察视野，注意当时社会经济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国社科院启动了《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贯通上下五千年，涉及各民族文化，着重勾勒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思想发展变革，集成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项目启动伊始，就将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在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及方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其间形成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如学术界所判断，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突破认识的局限，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负于历史和时代的思想文化贡献。 （作者：杨艳秋，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研究”子课题负责人）(责编：任一林、万鹏)。男子遇警察突然撒丫子狂奔，刚跑出20米就被摁住！一查竟是… 8月8日晚， 南京夫子庙警务站民警在设岗排查时， 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突然弃车逃跑！ 好家伙，和警察比赛跑？ 当天， 民警正在警务站门口设岗盘查， 两名骑电动车的男子被拦了下来。 二人自称去钓鱼， 却什么都没有带， 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也不记得。 检查中民警发现， 其中一人出现了一条比中信息， 据此推断， 此人可能有涉案嫌疑或者在逃， 民警需要对他进一步核实身份。
目前，农业农村部系统40岁以下青年干部4000多人，是“三农”工作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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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该星首次实现成像观测和红外高光谱大气垂直探测兼备，使中国气象卫星技术大步跨到世界最前沿。
8月1日，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对此次会议精神、内容进行了相关解读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