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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方法问题，还是作风问题。
2008年，瑞士弗里堡大学历史系也加入进来，成为“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今年9月将办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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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的科学论断，还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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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潘佳佳、鲁婧)。里耶秦简走进国博 展示最早乘法表和秦人“工作日志” “五九卌五，四九卅六……”世界上最早的乘法表长什么样？日前在国家博物馆开幕的“小城故事——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上，这枚“九九表”木牍揭示了秦代使用的九九乘法口诀。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九九乘法表实物，比古埃及还早600多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秦朝仅存在了短短十几年，相关文献史料较为缺乏。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万多枚秦简，数量是此前全国发现秦代竹简总和的10倍，总计20余万字，全景式展现了秦代县政运行及社会生活，填补了史料佚缺，让今人对秦朝政制和社会生活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认知。里耶秦简是21世纪以来全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其学术价值堪比殷墟甲骨和敦煌文书。 此次展览精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里耶秦简博物馆收藏的175件（组）里耶秦简，结合国家博物馆馆藏35件（套）秦代文物，通过秦朝时期的小城风貌、秦人生活和县政状况，以小见大，生动展示秦朝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在全国有效实施的真实状况。 展览分为“秦城迁陵”“秦人生活”“秦朝县政”“一统之制”四部分。展出的秦简中有“迁陵洞庭郡”木牍，它的发现颠覆了历来学界关于秦朝行政区划的认识，证实秦朝即设有“洞庭郡”；有“迁陵以邮行洞庭”邮书封检木牌，这种封检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信封”；还有官吏出勤考核木牍，表明秦朝时对官吏已有严格的考勤、考绩制度。此外，还展示了阳陵虎符、始皇廿六年铜诏版等国博馆藏的珍贵文物。 据介绍，里耶秦时属迁陵县，里耶秦简多为迁陵县署日常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文书。此次展览是里耶秦简首次在京系统展出，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秦人书写的“工作日志”，其中有40余枚简牍为首次对外公开发布。 展厅内还有出土秦简的一号古井场景还原，并采用视频、投影、互动游戏等多媒体手段，增强互动性和趣味性。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湖南省文物局、湘西龙山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是国家博物馆“展览扶贫”的首次尝试，展期为1个月。（邹雅婷）(责编：鲁婧、赫英海)。美国经济因挑起贸易战而变糟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决定推迟对部分中国商品类别加征10%的关税，加征关税时间由原来9月1日推迟至12月15日。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文，宣称将于9月1日起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随后又给中国扣上所谓“汇率操纵国”的帽子。
”冷泠表示。
你不需要有高超的PS技术，不必有想象力，也不用知道任何数据或细节。只要有一张个人照片，普通的家用电脑就能制造一张原本不存在的裸照。
有国际舆论评价称：“中国经济数据与市场预期相符，全球市场因此得到提振。
例如，在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等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申请执行人可以主张执行时效中止。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