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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我党中央开始陆续组织安排接运香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北上，筹建新中国。当时的香港工委书记夏衍同志曾回忆：接近钱昌照先生的人反映，钱对局势比较悲观，对国民党政权也很不满，准备去英国讲学。夏衍把这一情况向华南分局领导作了汇报。华南分局领导认为，争取钱昌照先生及其领导下的科技管理人才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是一件大事，现在是一次机会，要先劝钱不去英国。夏衍立即将此事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很快，夏衍就收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劝钱昌照先生留在香港。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夏衍约见了钱昌照先生，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人才。”夏衍回忆：“我讲得很坦率，并把自己住址的电话告诉了钱。钱昌照先生很谦虚，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钱昌照先生只和夏衍通过一次电话，说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钱昌照先生不到英国去，继续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1949年4月，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人士已大部分“北上”解放区，钱昌照仍滞留香港。周总理知道后，即电告在香港的乔冠华，早日安排护送钱昌照先生“北上”解放区。于是，乔冠华就安排钱昌照先生与肖贤法和我同乘“北海号”一起“北上”解放区。我们同船航行了11天，离开香港时还风平浪静，但要过台湾海峡时，赶上了解放军解放上海。为了避免遇上国民党军队，“北海号”改变了航线，绕道公海，在仁川港卸货时，岸上有很多持枪士兵，也不准乘客上岸，气氛十分紧张。卸完货后，我们的船就立即离开了港口，直到5月31日才安全到达天津，钱昌照先生也终于平安回到了解放区。到北平后，钱昌照先生由交际处安排到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南池子翠明庄招待所，肖贤法和我又去看过他两次。钱昌照先生对改变他后半生的这件事记忆犹新，在30多年后肖贤法去世时，还特别写道：“1949年4月，余从比利时飞香港，5月偕肖贤法、杨致英伉俪同舟北上，为防蒋军干扰，船避开台湾海峡，绕道而行，凡十一天，始抵天津，途中余作诗纪行，兹录《五律》一首：闻道中原定，西归又北游。从此忧国泪，不再向人流。波浪掀千里，亲朋满一舟。载歌复载舞，日出海东头。（作者为中央统战部离休干部）。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24日上午，多国海军活动高层研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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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