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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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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曾亲笔书写了党员“六不”准则，即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作繁忙，周恩来很难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往往是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一次，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晚饭时间已过，周恩来觉得肚子有点饿，就在饭店吃了顿便饭，一共花了元钱。上车后，他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说走得忙忘记了。周恩来当即掏出钱说：“赶快把钱送过去。”还有一次，周恩来发现饭店少算了一份小菜钱，也让秘书去补上。　　1961年，淮安县委送了一些家乡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想到，县委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信。信上写道：“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藕粉等物品的偿付价款，其他的针织品等方便时再带回给你们。总理指示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也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恩来用车也公私分明。不仅因私用车坚持交钱，而且每次参加完诸如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等活动后，他也不忘交待司机记账，用工资付油钱。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检察长徐蔚敏说——　　周恩来纪念馆的伟人铜像高为米，寓意他走过78载光辉的人生春秋。周恩来的一生，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一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没有留下一分钱的财产。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奋勇争先。　　近年来，我们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一直以周恩来精神为指引，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我们组织全院干警开展赴周恩来纪念馆瞻仰伟人、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平时，我们注重营造学习弘扬周恩来精神的氛围，引导每位干警努力成为践行周恩来精神的引领者、示范者。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在周恩来精神指引下，我们正向着“智慧、精致、奋进、和谐”的目标大步前进！（通讯员许一欣许亦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方涉港恶劣言论答记者问人民网北京8月13日电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方涉港恶劣言论答记者问。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若干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清晰昭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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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赵军武在论坛上分享了国内一位著名学者说过的话，高等教育培养的人，如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把它作为产品或者作品，如果培养一个人有德有才，他就是合格的产品；如果是有德无才，它就是次品；如果有才无德就是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