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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困惑的还有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北京京剧院演员有几百个，可编剧一个也没有，“最近倒是来了一个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可他写的作品连基本的平仄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法用”。近日，在中国文化报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上，来自艺术院团、高校的艺术家、专家、学者，无不对当下文艺院团青年艺术人才的现状感到担忧。文艺院团要发展，作品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没有成批青年艺术人才的不断“冒出”，不仅院团发展会受到限制，艺术传承也面临断代的危险。面对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工作的紧迫性，与会者纷纷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等方面建言献策。给青年人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与一些文艺院团青年人才缺乏不同，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无论是创作人才，还是表演人才，数量上都比较充裕。舞蹈编导费波是中芭青年人才的典型代表。费波学现代舞出身，也懂一些民族舞，但对芭蕾完全是门外汉。尽管如此，大学毕业后，他还是被中芭相中。“要了他，就要培养他。”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记王全兴说。为了培养年轻人，中芭把学习编舞的费波等人安排到了演员队伍中，让他们从学习了解每一个芭蕾动作重新开始。每天泡在演员队伍中，从群舞演员到领舞演员，费波渐渐入了芭蕾的门。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从2010年开始，中芭每年春天都要举办“芭蕾创意工作坊”，中央芭蕾舞团所有的年轻人，包括教员、演员、编导，都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编创自己的作品，然后进行集中展演。费波就是在芭蕾创意工作坊上脱颖而出的。他在工作坊上编创的很多舞段，后来成了《2012孔子》《鹤魂》《沂蒙情》等著名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艺谋也是通过费波在芭蕾创意工作坊上的作品发现了他的才华，于是邀其参与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费波，通过芭蕾创意工作坊，中芭近年还培养出了张镇新、王思正等多位优秀青年舞蹈编导，这些人构成了中芭整个舞蹈编导团队，其中多人已获得国际芭蕾大奖。刘侗所在的北京京剧院面临的问题是演员太多，“全院仅主要演员就有120位，主演多导致大家都想唱主角，都不愿给别人配戏。如此一来，青年演员更难有‘冒出来’的机会”。为了给青年演员提供舞台，自2011年起，北京京剧院面向35周岁以下的青年演员举办“魅力春天”青年演员擂台赛，8年间共举办擂台赛、擂台邀请赛10次，共有160名青年演员获得了参赛机会，以唱完整部大戏为要求组织青年演员练功、学戏、演戏，使剧院超过一半的演员都具备了主演大戏的能力。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除了演员，编、导、服、化、道、音、美，缺一不可。可是，像北京京剧院这样著名的院团，虽然表演人才充足，但编剧一个都没有，人才分布严重不均衡。最近，刘侗招了一个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可他写的作品连基本的平仄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法用”。对此，刘侗既很无奈，也能理解，因为创作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一旦断代了，想接续上得花很长时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各文艺院团都有大量编剧。后来，在“养编剧不如买剧本”观念的影响下，很多院团不再招聘编剧，导致的后果是，老一辈编剧逝去后，戏曲编剧人才出现严重断层。这些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戏曲院校才开始着力培养戏曲编剧人才。“问题是，一个编剧人才的成长，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时间，不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凭空‘长出来’。”刘侗说：“戏曲院校戏曲编剧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接受了四年或七年的专业教育，但毕业后往往很难直接‘上手’。”于是，一边是青年编剧被打入冷宫，另一边是少数名编剧频频赶场。如何解决戏曲编剧人才的断层问题？剧作家罗怀臻曾说：“要解决戏曲编剧后继人才难产的问题，就要不拘一格培养新人，形成人才冒尖机制，给年轻人更多机会。”罗怀臻主张多办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编剧进修班，因为优秀编剧绝大多数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热爱并熟悉舞台艺术的人。此外，戏曲服、化、道等方面的技术性人才也比较紧缺，而这一问题又容易被人忽视。据刘侗介绍，北京京剧院不少服、化、道方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台上翻不动的武行演员转过来的。戏曲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同样是个系统工程。以戏曲音乐人才为例，当下一方面学戏曲乐器的孩子少了，另一方面戏曲院校教戏曲乐器的老师也越来越少，“在一些院校，有的乐器专业甚至一个老师都没有，这个专业也就办不下去了”。刘侗认为，戏曲院校应与戏曲院团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对接，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戏曲院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以团带校，比如鼓师、琴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给院校的学生上课，以弥补院校师资不足。别让学历成为人才的“拦路虎”专家们表示，艺术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有自己的规律，一方面要有耐心，另一面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现在很多院团尤其国有文艺院团进人大都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我倒觉得，学戏曲的孩子，与其在大学里学四年，不如在院团里练四年。”王平当年专科毕业后，也曾犹豫要不要再上本科，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进了院团。在院团里，她受到众多名师的指点，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量登台演出的机会，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不过，很现实的问题是，除了应聘时学历会成为“拦路虎”，工作后的晋升、评职称等也都有学历要求。王平工作后，尽管能力出众，但为了评职称，她最后也只能向现实妥协，“拿了个在职的文凭”。王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改革完善相关政策，不要让学历等成为艺术人才成长的“拦路虎”。一个好消息是，国家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美术处处长刘冬妍希望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在不久的将来，大量杂技、舞蹈、戏曲方面的中专毕业生，能够直接进入院团工作，边演边学边成长，而不必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中专毕业后继续在学校熬时间。毕业生进入文艺院团，从新人成为人才，离不开院团的接续培养。对此，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导演马彦伟很有发言权。据他介绍，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后，剧院经常请老艺术家给年轻人上课，告诉他们“过去剧院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剧院还从艺术院校请了各方面的老师，有针对性地对新员工进行形体、台词、舞美等方面的培训，不断加大对青年演职员再教育的力度。像马彦伟一样的青年演员，在剧院“扶上马，送一程”的接续培养下，很快由青涩的学生成长为成熟的“台柱子”。眼癌去世女童家属诉陈岚案开庭，原被告激辩曝出诸多细节 眼癌去世女童王凤雅家属诉作家陈岚名誉侵权开庭当日，双方均表示不愿意接受调解。 2019年8月14日上午9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太友、杨美芹诉被告陈岚名誉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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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影视剧的当代价值、在创作中有机地统一影视艺术规律和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够不断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历史价值的影视精品。呈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敬畏历史、温故知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智慧。当下，视听媒介成为大众文化主流，史传传统不仅体现在大量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方面，还进入到各种类型的电视和网络节目中。例如，2000年以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以重新发现历史、重新叙述历史为主要目标的电视节目。第一类是以《百家讲坛》栏目为代表的具有传统说书人特色的历史讲堂类的电视文本。它们继承了演义和说史传统，将目光放在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并在道德伦理和事功伦理的框架下寻找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结合点。第二类则是以《探索发现》等栏目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电视文本。在考古部门的配合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下，这些节目通过器物和空间来还原历史，通过去中心化的人物，展现出与前者不同的历史生活的面貌。影像媒介为我们在当代社会重新叙述和思考历史提供了独特价值。首先，视听媒介极大拓展了历史介入当代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实际上承担着“公共史学”的独特功能，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个体身份认同的独特资源，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和思考进而凝聚整个社会可以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纪录电影《二十二》不仅将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和对于固有历史认识的反思。作为一种当代的大众文艺形态，电影艺术创作也提供了思考、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新角度和新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视艺术已经积累出一套完整的视听语法和叙事规则，形成了多元化的影视类型。《芳华》对于青春类型的借用，《建军大业》的动作惊险样式，乃至于《妖猫传》的魔幻和传奇风格，其实都代表了对于历史的多元解读和当下视角，让我们对于历史进程中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各种影响力有了切身体会。提升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中外的历史类影视作品虽然发展出战争、史诗、传记、传奇等众多的样貌，但都面临着众多挑战。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视听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实在，但即使经过了严格考证的历史影视剧，也无法完全地做到像历史照片一样包含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历史信息。即便是通过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口述等创作出来的纪录片，也仍然是一种有选择的、根据特定主题而展开的裁剪和重新组合。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回应历史真实的挑战，应当区分绝对的历史真实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感。相比于若干影视剧在台词、服饰甚至基本历史事实等方面的肆意穿越和“戏说”，《芳华》《绣春刀》等影片在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准确重现和细节化描摹都较为成功。另一个例证是，近期屡获国际顶级电影节提名的历史人物传记片《至暗时刻》，为了渲染丘吉尔在接掌英国首相之后面临的困境，改写了内阁成员在讨论与德国媾和时的实际立场，并加入了他在重压之下重新考虑求和的“合理想象”。但这些改写正面地促进和印证了人物塑造和行为链条，并且符合大的历史框架，并没有在历史认识和真实感营造上带来颠覆性不适。第二个创作挑战则来自于主题陈述方面。历史的讲述不应当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有闻必录式的简单模仿会弱化历史的力量。哪怕技术和效果再好、充其量不过是追求视觉奇观和戏剧强度的快速消费品。实际上，影视创作的叙事需求会迫使创作者和观众去思考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动力和规则是什么样的。《风声》《十月围城》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展示出历史行动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展示了个体牺牲对于民族解放和追求进步的价值。探索积极正面的当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在探索主题陈述的过程中往往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例如，纪录片《大明宫》和电影《妖猫传》都试图探索和复原大唐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如出一辙。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不仅影响了纪录片对于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的探索，而且促使了将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的努力，《一九四二》等作品借助多角色、多角度、多侧面的讲述，在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和结构中成功探讨了历史的规律和人性的价值。在“形似”和“神似”的基础上，历史影视剧还应做到沟通历史与当下，寻找到历史故事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对于当下社会来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究竟是否值得观看和思考，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不论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在影视创作中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就是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回归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应当通过贴近时代和观众的文艺形态、将历史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个体的人生道路和价值选择，探寻民族的优秀传统，回归主流价值并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人类的正面能量和共享情感。统一战线两个范围联盟提法的由来两个范围联盟，是指爱国统一战线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团结全体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
(责编：张桂贵、孙红丽)。治网瘾先从游戏监管入手不少资深游戏玩家戏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病症，自己已经“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