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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违规二次收费，尤其是派往农村的快递违规收费的情况日益突出。对此，刘君表示，快递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既已形成合同，快递企业没有理由向用户收取二次费用。 现象1：商品被擅自放于智能快件箱 北京的小区中，智能快件箱的存在越来越多。当收件人不方便收快递时，经过消费者同意，快递员可以将货物暂存在智能快件箱内。不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却总会遇到烦心事。 市民郭先生最近网购了一件商品，商品快到时正赶上郭先生出差不在北京，他原本以为快递小哥会像以前一样改天投递，但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手机短信称，快递已被放入智能快件箱，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询问郭先生商品是否需要放入智能快件箱。 无奈之下，郭先生只得通知家里老人去智能快件箱取件，可取件又需要扫描二维码，老人根本不会使用这种箱子。 等郭先生回京后，已经超出智能快件箱的取件时间。尽管快件箱可以选择不收费取件，但郭先生因为不了解取件流程，最终还是交了两元钱才打开了智能快件箱。郭先生觉得，两元钱是小事，但快递员应该先争得消费者同意再把货物放入智能快件箱。 现象2：快递件放便利店被收两元钱 前几天，市民吴女士的快递找不到了，但她在快递公司的APP里查询物流信息时显示，快递被小卖店签收。“我们小区总共有三个门，每个门门口都至少有两家小卖店，这到底是哪家小卖店？”吴女士赶紧给快递小哥打电话，这才搞清楚快递具体放在哪里。对此吴女士非常生气，因为尽管她接到过快递小哥的送货电话，但是自己已经明确告知对方家里没人，是否可以换个时间再送，谁想到快递小哥未经自己同意便把东西送到了小卖店，并且在系统中反馈了“已签收”的信息。 下班后，吴女士找到这家小卖店，从一堆快递中翻出了自己的那件快递。正要准备离开时，吴女士被店家叫了回来，“店家说因为我那快递体积大，所以让我交两块钱保管费，那些小一些的快递需要交一块钱。” 和前文中的郭先生感受一样，吴女士也认为一两块钱并不算大事，但问题是快递员应该征得消费者同意，“如果快递小哥能够问我一句，我肯定也会同意放便利店，因为他每天送快递也不容易。但未经我同意就这么随意处理，就太草率了。” 现象3：乡镇快递二次收费乱象频发 8月13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四川省邮政管理局召开约谈会，对申通、中通、圆通、韵达4家快递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停止取件二次收费。 乡镇快递二次收费，是指消费者网购时已经支付邮费或商家承诺包邮的情况下，在取件时却被快递公司乡镇服务网点强迫支付取件费或派件费。此前，省消委会发布《四川省乡镇快递取件二次收费社会监督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省绝大多数市州的乡镇均不同程度存在取件二次收费现象。 多位快递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快递站点已经布局到乡镇，一些村民也认可到镇里取件。但是如果要快递员进村派送的话人工成本会增加很多，“以四川为例，那里的乡村好多都在山里，道路条件也不好。更主要的是村里的快递量少，几家快递公司的量加起来估计也就两千来件。量少，就不足以支撑站点运营。” 背景 智能快件箱要最大限度征求用户意见 8月14日，国家邮政局2019中国快递“最后一公里”峰会举行。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在发言中透露，国家邮政局和住建部在联合调研，要加快推进智能终端的建设，为此国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10月1日起即将施行。 刘君介绍，《办法》支持将智能快件箱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和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住宅小区、高等院校、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布局智能快件箱。同时《办法》也明确要求，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我理解，核心还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智能箱尽管方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征求用户意见，在便捷的过程当中，求得用户的满意，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出台智能快件箱的建设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把智能快件箱的建设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推动地方在开展智能快件箱建设时有依据。出台指导意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邮政管理部门在对智能快件箱进行管理时有参考、有依据。 解读 快递企业服务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表示，清理农村二次收费的问题是刀刃向内的一种自我革命。“有人可能会讲农村网络发展现在有些困难，收一点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事情本身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因为快递企业和用户形成商务合同当中，价格本身已经包括了寄递全程各个环节的成本，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你已经承诺了，没有理由再次向用户收费。” 中国快递物流行业高级专家、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邵钟林表示，之所以出现乡村快递二次收费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快递业末端派送深度和价格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国家邮政法和我国的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有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在快递服务的全部过程中只能有一次收费。同时，国家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深度也有明确要求，简单来说就是快递要“门对门、桌对桌”，“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按照门牌号码送到用户家中。同时还规定，快递服务应该有两次送上门，也就是如果家里没人，快递员有义务再送一次，如果还是没有人，用户就需要去指定地方自取。企业服务只能高于这个标准，不得低于这个标准。” 邵钟林表示，每个快递公司应该根据国标计算成本和价格，不能一边儿打价格战，一边儿在派送末端通过加价维持运营，这样就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快递企业认为派送的地方偏远而没有能力去送，那么在源头可以不收件，这对于企业来说不算违规，但一旦接受了这个快递，就不可以二次收费。”（记者吴婷婷）。青海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人民网北京2月20日电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消息，今年1月以来，青海省多地连续发生大范围降雪天气过程，造成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部分农牧民生活出现困难，大量牲畜因觅食困难死亡。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严打决不手软 作弊无所遁形10月13-14日，2018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在全国同步开考。考试前一天，山东发布消息，强调加强安全“技防”、部门联动、雷同卷监测力度，对考试作弊行为“零容忍”。
据CNBC网站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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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根据俄总统普京的指令，俄空天军抽调10架伊尔-76大型运输机、10架米-8运输直升机，分别编成隶属于俄军东部军区和中部军区的灭火航空队，赴火场上空紧急灭火。《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旗帜鲜明地反对家庭暴力视频介绍 在今年8月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审后，21日，反家暴法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与一审稿相比，本次草案有两大亮点值得“点赞”：一是扩大了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明确指出，家庭成员间的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同居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也被视同家庭暴力；二是明确受害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在申请受理的72小时内作出裁定，情况紧急的要在24小时内裁定。
”吴洋晨认为，青运会的舞台是历练心理素质的好机会，有助于自己全面提高。
切断手足，包括挖眼都是惩罚各种罪犯所采用的方式。
7月14日，营员们来到上海市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
这样的接待，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从一个金山本地的“农村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执行法官，彭文忠对老百姓的疾苦，最为挂怀。8年间，他共执结案件6200多件，执行到位率%。 前不久，彭文忠在全国15万名基层法官中脱颖而出，被最高法院评为“最美基层法官”。10名获奖者中，他是唯一入选的执行法官。 “想尽办法让胜诉人利益实现” 如果不是彭文忠，老周一家很可能深陷绝境。为了追讨儿子小鹏的50多万元赔偿款，老周到金山法院不下百次，“我家就住附近，有空我就来”。 2009年的一天，19岁的小鹏骑电动车刚出小区大门，就被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撞成了植物人。为照顾儿子，老周妻子辞去了工作，一家人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欠债40多万元，生活举步维艰。经法院判决，肇事女司机徐某承担50%责任，需赔偿小鹏55万余元。可是，空有一纸判决，老周迟迟拿不到赔偿款，徐某甚至在金山消失了。几经周折，执行法官从保险公司处执行到了12万元，余下的43万元却希望渺茫。 2011年，案件到了彭文忠手中。彭文忠梳理了所有线索，列出了徐某在金山的七处落脚地，逐一走访，但又纷纷排除。徐某在金山和闵行分别有一套房产，可在案件审理之前，她已将房子过户给了亲戚，名下查不到任何财产。徐某是生意人，彭文忠到工商局去查她的资料，却没有任何发现；徐某的丈夫是中学教师，几番约谈，也问不出什么。甚至，彭文忠还找到徐某出生的村子，询问徐某的去处，仍一无所获。一个多月的奔忙，换来的似乎是零。 几近绝境之时，案件峰回路转，一条线索传来：有人在松江小昆山镇见过徐某！很快，彭文忠查到了徐某的疑似落脚地。 凌晨5时，彭文忠从法院出发，赶往小昆山镇，一行五六人中包含两名法警。到了之后，敲门无人应答。细心的彭文忠发现，徐某丈夫的汽车就停在小区楼下。转身上楼，他打开楼道内的水表箱，发现水表正在飞转。然而，就算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叩门，也没人开。彭文忠当机立断，拨打了开锁公司电话。20分钟后，房门被打开了。冲进去，徐某正躲在洗手间内。 由于徐某逃避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彭文忠当即宣布对她实施拘留。一周之内，徐某的家人把剩余的执行款和利息共计50万元交至法院。在最短时间内，法院通知老周领回了这笔钱。去年，小鹏不幸离世，老周夫妇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尽管遭遇不幸，但老周夫妇还是感慨不已：“感谢彭法官给我们家带来希望。” “执行和审判不一样。”彭文忠思考得很清楚，“作为执行法官，就是要想尽办法，让胜诉权益人的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 “自己这么拼命是值得的” 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案子办了不少，一件标的额只有50元的案子，却令彭文忠品味到了执行法官肩上的责任，也让他开始思考执行的艺术。 这是一起离婚案。女方的婚前财产中，有一台康佳牌彩色电视机。法院判决准许离婚时，判令男方将这台电视机交还女方。后来，电视机运到了女方住处，可原配的遥控器遗失了。没有了遥控器，诸多不便，女方来法院申请执行。经调解，男方愿意支付50元，让她去配一个。谁知，由于型号老旧，该型号的电视机早已停产。一天，女方一脸怒气找到彭文忠，把50元往他面前一摔，“我不要钱，我要拿回遥控器！” 周六，彭文忠照例到枫泾镇看望岳母。一路上，他总惦记着这只小小的遥控器。他走进镇上最大的电器商城，一家家店铺问下来，都没有合适的。他没有停歇，而是托朋友找关系四处打听“哪里有康佳遥控器”。突然，一位在工商局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某地小店里有一种多功能电视遥控器，也许有用！”匆匆吃了午饭，彭文忠立刻驱车赶到这家小店，载上店内的小师傅奔赴数十公里之外的女方当事人家中。当着她的面，小师傅将遥控器调试完毕，电视可以看了。 “单从标的额来看，就50元。如果不解决，两个人的生活还会鸡飞狗跳。”这件事情让彭文忠思考了许久，“当我们把人民群众当作家人，‘为人民服务’、‘司法为民’就会变得自然而然。” 还有一起案件，让彭文忠生平第一次在工作中落泪。
（2）请求上海迪士尼乐园赔偿原告损失，包括原告在迪士尼乐园外购买却因被告不合理规则而被迫丢弃的食品的费用，共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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