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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湖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资源丰富。栗战书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他说，回顾我们党98年的光辉历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初心和使命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矢志不渝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作为开展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传承革命精神，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为民服务解难题，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目标。
很可能你花了很长时间却什么动物都没看到。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杜克举行欢迎仪式。
2017年，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初步核算为万吨，比上年削减%。
工作要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区”与“城”的关系。
”反对方——“如果放开包阳台，小区外立面肯定不好看，影响房子保值增值。
导演陈士争说，看到剧中妈妈升天时，许多观众都哭了。
西南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唐智松分析，中小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新住院楼共设计床位505张，总建筑面积达27800平方米。
其中，货币基金规模为万亿元，占比超过54%，规模和占比两个指标比2018年同期的万亿元、占比超过60%有明显下降。
休闲与航海运动兴起与此同时，外媒注意到，在中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这些年，休闲航海业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
学校不断完善机构和课程设置，唱红歌、讲红军故事、走红军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告诉下一代，我们怎样走来，未来去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