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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在去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五国领导人一致决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架构，确立金砖+合作理念，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展望金砖合作走势，离不开对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入观察，离不开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准确把脉。习近平主席作出的分析高屋建瓴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机遇与挑战面前理当作出的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坚持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的主张契合金砖国家发展需要，契合国际社会呼声，彰显金砖国家要合作不要对立、要开放不要封闭、要互利共赢不要以邻为壑的坚定信念。习主席的讲话为金砖国家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中国始终向世界传递正能量……各国人士纷纷点赞。独行快，众行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重申努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创造更大机遇的坚定决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始终坚持把本国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结合起来，以实现共同繁荣进步。南非豪登省经济发展局执行主任马库库·马姆普鲁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一系列主张和倡议，都展现了中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的胸怀，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从这种开放中受益。攀上一座高山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高山等着你去攀登。习近平主席引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名言，寓意深远。金砖国家担当时代使命，携手同心不断攀越险峰峭壁，登顶新的高峰、到达新的高度，也是各国人民的心愿。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精神光芒照亮的新征程，势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责任编辑：樊晓旭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青报：解决二孩入园难应强化政府“兜底”今年9月，“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的首批适龄儿童陆续开始进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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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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