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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若美国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或具有以下考量：一方面，确保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李灵娜）(责编：肖鑫、唐嘉艺)。西媒记者走访巴基斯坦小城：中巴经济走廊是“珍贵礼物”文章开篇写道，中国工程师正在印度河上修建水坝，而位于河岸边的齐拉斯的居民已经收到他们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款，这笔钱可以用来买菜购物，改善生活。
暴力冲击、打砸香港立法会和围堵中联办大楼，用毒性化学粉末、汽油弹等危险工具攻击警察，肆意打砸私人财物、破坏公共设施，蓄意瘫痪地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在机场辱骂攻击旅客，甚至连病人、孕妇和儿童都不放过……示威者的极端暴力行为，手段不断翻新、烈度不断升级、破坏性不断加剧，但这般践踏法治的暴行，却被粉饰为“和平示威”；相反，香港警方依法执法、维持秩序的正当行为，却被污蔑为“武力镇压”。
通识课和专题课，让我的研究视野变得开阔，同时我也学到了古代俄语研究领域中很多之前不了解的知识，再沿着这些新知识的线索顺藤摸瓜，感觉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学术世界。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产品的制造商及应用商各司其职，且产品技术有普及化、同质化的现象。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大城市群。
对人选对象，要认真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必要时进行核实，对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不得提拔任用。
据有关人士预计，2019年相关数据还将继续增长。
然而，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加上自身产品和运营问题，力帆汽车的业绩始终没有太大的起色。
那是接手嫦娥1号光学系统的一项任务。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尽快采取措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