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继光说。“通信是一个整体性产业,只论传输速度而不论其他是不科学的。”通信门户网站飞象网首席执行官项立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终端的数据传输速度要与存储速度相匹配,如果硬件的存储速度跟不上,传输速度再高也是没有用的。“另外,如果没有应用作为驱动,即便速度提升了,也没有应用场景,更没有付费用户。这种情况下,运营商也不会盈利,那为何还要拼命提高速度呢?”何继光认为,5G商用以后,其传输速度应该能基本满足普通用户的日常需求,如在线观看超高清电影、在线玩高清游戏等。“考虑到整合性,到了6G时代,用户或许不再那么介意传输速度的快慢,其实这一点从5G的应用场景中就能看出端倪。”项立刚进一步解释道,在3G、4G时代,人们期待更快的速度,而到了5G则添加了低延时和广联结的特性,因此6G可能不会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解决速度问题上,而是会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比如天空、地下、水下和地面一体化通信的建设等。“这就像网路技术刚开始普及时,电脑用户会特别关注上网速度的快慢。而到如今,我们会更关注图片处理、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进展。”项立刚说。速率与可靠性处于博弈状态从当下来看,5G的传输速度已满足目前大部分用户的需求,但或许未来当新应用场景出现后,我们仍会对更高的网速产生需求。“比如,未来的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工业物联网、无人驾驶等垂直领域可能会对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有需求。”何继光举例道,无人驾驶汽车需要安装非常多的传感器来实时采集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边缘计算平台,因此需要更快的传输速度。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更高速的传输?在上述两位专家看来,提升传输速度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利用太赫兹波频段拓宽如今的频谱资源。频谱资源是无线电通信的根基,不同波段的频谱资源被划定给不同的业务单位或模块,以确保在通信过程中各个单位不会彼此干扰。例如,1880MHz到1900MHz频段用于中国移动用户的4G通信业务,4800MHz到4900MHz、3400MHz到3500MHz分别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5G试验频率资源,频段用于家用Wi-Fi业务。“这就像城市建设,每一块土地都被规划好它的用处,比如住房、交通等。”何继光说,如果将来想要建一座新公园,就要另找土地——既可以征用先前规划好的土地,也可以开耕“荒地”。何继光认为,6G也需要一块可以大展拳脚的“土地”,如今黄金波段的频谱资源几乎被瓜分殆尽,频谱重耕又涉及到诸多实际问题,开拓新波段——太赫兹波频段或成为上上之选。俗话说,有舍才有得,速度提上去了,会不会影响其他指标?“带宽固定的前提下,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必然会对其他指标有所影响。”何继光表示,传输速率和传输可靠性就是处于博弈状态的一对“冤家”。无线通信传输的媒介是电磁波,传输速率越低,传输质量越好,反之亦然。“至于如何取舍,就要看应用场景的具体要求了。”何继光说。(责编:易潇、杨波)。因10号台风逼近 德岛·阿波舞祭15日的表演活动也被取消东京神乐坂上演的阿波舞大会。
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的研发投入达到亿元,同比增长%,平均研发强度突破10%,比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
写意系列的“云烟”,将中国古建筑中的翘角屋檐提炼简化成卷曲支架的灵动造型,搭配车灯发光模组,让你在明亮璀璨的家中,也能感受看云卷云舒的怡然之乐。
暑假期间,大量补习班和作业,不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以及不健康的用眼习惯,导致他们难以趁假期放松眼睛,很多人视力下降。
中国在农业研究方面不断地深入和创新,让这个国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也让中国可以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众多全球挑战。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JulieEadeh于8月6日密会“港独”分子前,曾与李柱铭、陈方安生会面。
“美军中的一部分士官因为战争可能会变得非常偏执、刻薄、愤世嫉俗,就像刹车片会渐渐磨损一样,人也会被战争耗尽。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样的价格如果不降低质量的话,短期促销可以不赚利润、赚销量,长期的话,企业就应该支持不了了。
百佳深呼吸小城专家委员会主任、原环保部副部长周建在文化节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我国正处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重要时期,产业结构、城乡建设和社会发展面临新问题、新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认识全域旅游的作用和意义。
为何近期IPO过会率突然降低,是审核趋严了吗?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看,监管层的审核标准应该没有变化,主要是IPO企业质地的问题。
本文认为,基于国际环境与国内政策的双重背景,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呈现出差异性多元、全民性多元与个性化多元三类特征,人人参与的“全民外交”时代到来。在中国对外传播主流媒体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同时,中国网民、外国记者、海外华侨华人是值得关注的有生力量。一、国际环境:全球进入“新公共外交时代”学界普遍认为,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新兴模式的发展历程,“新公共外交时代”业已到来。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在《公共外交:以史为鉴》一书中提到,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存在下述关键性转变(KeyShifts):(1)在传统的国家行为体(StateActors)之外,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Actors)开始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NGOs)表现尤为突出;(2)相关行为体同世界公众的沟通机制被置入新型、实时、全球化的技术生态当中,互联网便是最佳例证;(3)这些新兴技术使得国内新闻领域与国际新闻领域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4)公共外交领域开始更多地使用市场营销领域派生出的理论模式,特别是区域品牌、国家品牌塑造,以及网络传播理论(NetworkCommunicationTheory)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宣传(Propaganda)等传统概念,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