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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08 11: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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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违规二次收费,尤其是派往农村的快递违规收费的情况日益突出。对此,刘君表示,快递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既已形成合同,快递企业没有理由向用户收取二次费用。  现象1:商品被擅自放于智能快件箱  北京的小区中,智能快件箱的存在越来越多。当收件人不方便收快递时,经过消费者同意,快递员可以将货物暂存在智能快件箱内。不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却总会遇到烦心事。  市民郭先生最近网购了一件商品,商品快到时正赶上郭先生出差不在北京,他原本以为快递小哥会像以前一样改天投递,但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手机短信称,快递已被放入智能快件箱,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询问郭先生商品是否需要放入智能快件箱。  无奈之下,郭先生只得通知家里老人去智能快件箱取件,可取件又需要扫描二维码,老人根本不会使用这种箱子。  等郭先生回京后,已经超出智能快件箱的取件时间。尽管快件箱可以选择不收费取件,但郭先生因为不了解取件流程,最终还是交了两元钱才打开了智能快件箱。郭先生觉得,两元钱是小事,但快递员应该先争得消费者同意再把货物放入智能快件箱。  现象2:快递件放便利店被收两元钱  前几天,市民吴女士的快递找不到了,但她在快递公司的APP里查询物流信息时显示,快递被小卖店签收。“我们小区总共有三个门,每个门门口都至少有两家小卖店,这到底是哪家小卖店?”吴女士赶紧给快递小哥打电话,这才搞清楚快递具体放在哪里。对此吴女士非常生气,因为尽管她接到过快递小哥的送货电话,但是自己已经明确告知对方家里没人,是否可以换个时间再送,谁想到快递小哥未经自己同意便把东西送到了小卖店,并且在系统中反馈了“已签收”的信息。  下班后,吴女士找到这家小卖店,从一堆快递中翻出了自己的那件快递。正要准备离开时,吴女士被店家叫了回来,“店家说因为我那快递体积大,所以让我交两块钱保管费,那些小一些的快递需要交一块钱。”  和前文中的郭先生感受一样,吴女士也认为一两块钱并不算大事,但问题是快递员应该征得消费者同意,“如果快递小哥能够问我一句,我肯定也会同意放便利店,因为他每天送快递也不容易。但未经我同意就这么随意处理,就太草率了。”  现象3:乡镇快递二次收费乱象频发  8月13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四川省邮政管理局召开约谈会,对申通、中通、圆通、韵达4家快递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停止取件二次收费。  乡镇快递二次收费,是指消费者网购时已经支付邮费或商家承诺包邮的情况下,在取件时却被快递公司乡镇服务网点强迫支付取件费或派件费。此前,省消委会发布《四川省乡镇快递取件二次收费社会监督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省绝大多数市州的乡镇均不同程度存在取件二次收费现象。  多位快递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快递站点已经布局到乡镇,一些村民也认可到镇里取件。但是如果要快递员进村派送的话人工成本会增加很多,“以四川为例,那里的乡村好多都在山里,道路条件也不好。更主要的是村里的快递量少,几家快递公司的量加起来估计也就两千来件。量少,就不足以支撑站点运营。”  背景  智能快件箱要最大限度征求用户意见  8月14日,国家邮政局2019中国快递“最后一公里”峰会举行。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在发言中透露,国家邮政局和住建部在联合调研,要加快推进智能终端的建设,为此国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10月1日起即将施行。  刘君介绍,《办法》支持将智能快件箱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和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住宅小区、高等院校、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布局智能快件箱。同时《办法》也明确要求,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我理解,核心还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智能箱尽管方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征求用户意见,在便捷的过程当中,求得用户的满意,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出台智能快件箱的建设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把智能快件箱的建设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推动地方在开展智能快件箱建设时有依据。出台指导意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邮政管理部门在对智能快件箱进行管理时有参考、有依据。  解读  快递企业服务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表示,清理农村二次收费的问题是刀刃向内的一种自我革命。“有人可能会讲农村网络发展现在有些困难,收一点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事情本身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因为快递企业和用户形成商务合同当中,价格本身已经包括了寄递全程各个环节的成本,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你已经承诺了,没有理由再次向用户收费。”  中国快递物流行业高级专家、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邵钟林表示,之所以出现乡村快递二次收费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快递业末端派送深度和价格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国家邮政法和我国的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有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在快递服务的全部过程中只能有一次收费。同时,国家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深度也有明确要求,简单来说就是快递要“门对门、桌对桌”,“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按照门牌号码送到用户家中。同时还规定,快递服务应该有两次送上门,也就是如果家里没人,快递员有义务再送一次,如果还是没有人,用户就需要去指定地方自取。企业服务只能高于这个标准,不得低于这个标准。”  邵钟林表示,每个快递公司应该根据国标计算成本和价格,不能一边儿打价格战,一边儿在派送末端通过加价维持运营,这样就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快递企业认为派送的地方偏远而没有能力去送,那么在源头可以不收件,这对于企业来说不算违规,但一旦接受了这个快递,就不可以二次收费。”(记者吴婷婷)。青海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人民网北京2月20日电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消息,今年1月以来,青海省多地连续发生大范围降雪天气过程,造成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部分农牧民生活出现困难,大量牲畜因觅食困难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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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样态,使得劳动者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和张扬,并带来人的社会关系的新发展。与传统劳动相区别,互联网的合作原则已进入数字劳动领域。人的劳动的非物质因素增强,生产出可见的数字化产品以及不可见的数字服务。认知式劳动是主体通过概念、符号及思想模型等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形态,试图为不同主体提供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的资源和服务。交往式劳动是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的最新诠释,以交往为主要表征的劳动获得了新的网络化语境,主体间共同分享着物质生活世界和价值符号世界。交往式劳动对主体的影响,涉及感情的生产、调节与控制,也可以表述为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情感的活动,凸显了教育、态度、个性、亲和力等情感诉求。合作式劳动是以主体间交流、互动、协作等方式形成社会关系与合作,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这种合作性并非由外界强加,而是内化于劳动活动自身。在这一场合,人与相似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合作劳动的基本形式。合作式劳动注重营造基于集体协商的劳资双方自主建立的劳资力量的平衡态。这对于提升人的交往能力,凸显人的本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劳动从形式上看,相比传统劳动样态更具人文性取向,积极的认知理解、合作互动、诚信轻松,富于沟通且有人文关爱,使得劳动的愉悦感增强。马克思提出劳动者是社会、是生产劳动过程的主体,在这一情形下得以彰显。社会交往的网络化数字化,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审美乃至社会关系进一步和谐、丰富和通畅。马克思劳动二重性阐释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性、社会性维度得以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劳动作为社会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活动,会逐步过渡到使得每个人都能进行自由活动的社会需要的发展状态?其二,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变化的新图景,使得“自由劳动”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和全球化使得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逐渐退居其次,“全球工厂”“社会工厂”成为现实。劳动者“从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劳资关系僵化的工作场所转移出来,进入日益自发的、分散的、合作的人力资本网络,这种网络能吸引企业内外的知识和资源”。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传统工厂的特征在社会的一般性中迷失了自己。马克思的时间观强调,时间是空间的本质,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数字网络下,传统意义上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企业劳动者有机会参与管理,完成工作,并且劳动效率更高。知识型员工每周享受一定的休假,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成为时潮。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既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离不开数字生产者的个人时间或自由时间,而这恰恰提供了自由个性、爱好、兴趣、才能的发展空间。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劳动活动非常活跃,反思这些劳动,思考“自由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自由劳动”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个人谋生手段与自我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其三,数字劳动鲜明的社会性和创新性,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大舞台,也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数字经济下知识型员工成为最高产的劳动者,劳动目的主要是创新而非生产。社会性是数字经济根本性特质所在。互联网通过无数个节点把人与信息、行为和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连接和赋能,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个人空闲时间和技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变现、大众通过移动互联平台参与劳动、协同设计众包制造等成为现实。传统企业所谓“公司+雇员”的架构已向“平台+创客”的新结构转变,企业成为一个平台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ID即价值单元,在社会化平台中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传统产业链上的分工劳动者开始变成价值链上的创造者。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个人完全可以凭借专业能力在平台空间发挥最大潜能,告别公司拥抱平台已成为新的取向。劳动者是否具有创意,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法则。创新是数字劳动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对产品、系统、流程、营销和人的持续改善。信息的流动速度实在太快,有价值的技术和创意转瞬即逝,与时俱进并及时深入地洞悉顾客需求和期望,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创新创造成为必然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人的需要从单调的物质性需求跃升为精神性需求、美的需求、创造的需求、交往的需求等综合性需求,也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动态性、丰富性和充实性。其四,数字劳动者工作和就业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社会,发挥和发展人的能力将成为目的本身。数字劳动下知识型工作者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工作者。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保留和持续开发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创新环境的能力。对员工来说,有被认同、被接收和被赋权的需求。薪水不是员工为企业付出的唯一目的,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目的。向员工赋权的变革意味着传统经济中的岗位会大量减少,包括接线员、行政管理人员、体力工人、销售人员等。对女性来说,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数字工作不分男女,性别的差距模糊了。对社会阶层来说,白领工作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工作如农业、建筑业等成为知识型工作,既形式多样又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多功能工作学习系统,能有效整合数据、文本、音乐和视频。数字劳动摧毁了不少传统工作和岗位,同时也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有趣、更有创意、需要更高技能的职位。“自我雇佣”“自由就业”的就业方式应运而生。数字经济成为一个崇尚个性、鼓励个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一旦摆脱旧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约束,人的想象力就会插上翅膀,创造性就会像喷泉一样涌流而出。其五,数字劳动价值创造释放的巨大能量,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挥。

2011年举办的“历代文人画竹珍品特展”上,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苏博珍藏的《七君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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