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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凌霄摄 中新网漳州6月1日电题：台湾诗人在大陆过六一：读童诗，享童趣 作者何凌霄 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我也很想跟你们一样，回到小时候，回到童年。6月1日，正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台湾著名诗人林焕彰来到福建漳州海西博文书店，与孩子们一起悦读诗歌、分享童趣。 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林焕彰，但很多人一定读过林焕彰的诗。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林焕彰的诗《影子》，被收进了大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中。 林焕彰此次来漳州是参加2018闽南诗歌节的。恰逢六一，他现身诗歌悦读与童趣分享现场，与孩子们互动频频，气氛热烈。 如果鸟儿要飞/一定得有翅膀，那必须是/成双的/诗和画，是我的/想象的翅膀/我要写时，我得靠它们/飞得更高/更久，更远……林焕彰为孩子们朗诵了他的作品《诗和画》。 有了翅膀，我就可以到处飞，是最自由的，我得到了快乐。他问孩子们，你们想象自己的翅膀是什么样子的吗？ 孩子们也积极回应林焕彰不时抛出的疑问，偶尔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您的诗和画是怎么想象的？ 真是厉害的问题。对于小朋友的提问，林焕彰笑着回答，我的诗和画不是想象的，它们都是玩出来的。 玩文字、玩线条、玩色彩、玩空间，最重要的是玩创意。林焕彰认为，创意是别人看到的时候觉得有趣的东西，而且是别人没有的，属于我们自己的。 他告诉孩子们，把这些当作玩具来玩，就很开心、很投入，打发时间可以玩，发呆时可以玩，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玩，学会跟自己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谈及两岸儿童文学创作，林焕彰说，早期，两岸的儿童文学创作都认为文以载道，肩负着教育的使命，所以儿童诗歌这一类的文学作品的趣味性比较低，更注重育人，当中的文学性就变成了隐藏的艺术。 后来，台湾的文学创作氛围早于大陆有所改变，慢慢的我们更加注重创意，在儿童诗歌的创作上更加直白，让孩童一看就能明白；大陆也渐渐地在改变、融合，语言上不再那么隐晦，精神上也不再那么肃穆，越来越有儿童文学的乐趣。林焕彰说。 对于儿童诗歌的创作，林焕彰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写诗的时候要蹲下来写，要以跟孩子一样的高度来对待创作；儿童诗为儿童写，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和题材来创作，拿什么给儿童看，会不会对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永远不要小看孩子，不要把他们想得太幼稚无知，有时候我们的理解不如他们，孩子们有很高的品味和领悟力，他们的纯真是成年人淡忘的童年，值得好好珍惜。年近八旬的林焕彰感慨道。(完)。广东古镇灯饰：打造灯饰产业的“品牌之都”原标题：广东古镇灯饰：打造灯饰产业的“品牌之都” 当前，全球灯饰产业向技术化、创意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灯饰制造由传统“三新”（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正逐步转入“五新”（增加新理念、新模式），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融入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新理念、贴近消费群体的品牌营销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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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她表示，格力给平台，给机会，创造条件，（接班人）想上，就必须做出成绩，敢于承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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