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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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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当时情况，华野首长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以少数兵力攻打济南，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敌增援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部分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视战场情况发展再有重点地区分兵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对华野作战方案反复研究、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确定了“攻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指导方针，并着重强调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部分援敌，但是在战役部署上如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势必因援敌过多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导致攻济不能成功。华野根据这一方针，最终确立了“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的战役决心，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实践证明，正是此战役方针和部署使配置在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始终不敢北上援济，从而确保了我攻济的胜利。　　立足险难、充分准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华野回电中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是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华野根据上述指示，充分细致进行了战役准备。首先是周密制定作战计划，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组成攻城部队，先期攻占济南机场阻敌空援，分割其外围守敌而歼灭之，而后迅速突入纵深攻占其内城及商埠，以便缩短攻城作战时间；打援阻援部队全部置于援敌正面，采取夹运河而设阵的部署，计划阻敌20天以上而后适机歼灭部分援敌。其次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此役共动员了50余万支前民工，一万余副担架，组成了12所野战医院，大批粮食、弹药和军需物资都按计划运到战区，有力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鲁中南、鲁西南地区的民兵、地方武装，一方面协助部队阻击援敌，一方面收集情报、排查阻击逃窜之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同时，为策应华野的攻济作战，中野以一个纵队直接支援华野阻援打援，另以部分兵力向徐州周边要点发起攻击，以此牵制徐州之敌不敢北援。　　东西对进、活用战法。灵活运用战法是济南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华野及山东兵团首长决定采取“四面合围、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战法，区分东西两个攻城集团，从两面进行钳形攻击。攻城西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攻城东兵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统一指挥。按照作战预案，宋时轮指挥的西线集团为主攻，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目的是尽快切断济南之敌与徐州的联系，断绝敌唯一赖以空援的通道。聂凤智指挥的东线集团，按照部署担负助攻任务，目的是以猛烈的攻击从东线突破，牵制敌城内预备队，配合攻城西兵团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攻城战法，使敌难以判明我主攻方向，城内预备队也因此疲于东西两面驰援，使守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在夺占商埠、外城、内城3道防御阵地的战斗中，攻城部队还灵活采取穿插迂回、分割包围、连续突击、胶着歼敌等战术方法，直捣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等重要目标，打乱敌防御部署，使其自乱阵脚、慌乱溃败。尤其是在攻克坚固城墙工事时，综合运用炮火直瞄、人工爆破、近迫作业、兵力突击相互协同、集中突破的战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动员激励、攻心瓦解。济南战役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战役中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华野前委9月1日发出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并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打下济南城、解放全山东”等口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参战军民的战斗热情和必胜信心，对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攻城作战中，部队边打边动员，边打边鼓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战至23日，九纵73团受命于内城东南角进行攻击，但遭敌残部拼命抵抗，战况异常激烈，虽4次攻击受挫，但仍百折不挠，奋勇突击，打退数倍之敌的拼死反扑，最终登上城头巩固扩大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被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此次战役，我军在加强自身动员教育、宣传鼓动的基础上，还特别重视对敌的政治瓦解工作。战役展开前，华东局、华野领导就决定策动国民党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吴化文部起义，在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敦促，迫使其率所属的3个旅两万余人向我投诚起义，将济南飞机场及周边防区移交攻城西线兵团，从而减少了我军的战斗伤亡，缩短了解放济南的时间，加快了战役的整体进程。　(责编：曹淼、万鹏)。高价收购网络关键词是骗局 30多人被骗155万元　　“网络关键词”是继IP地址之后的第三代互联网资源名称，网络用户可以通过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中文关键词来直接访问目标网站。然而，当你接到电话称“有人愿意花50万收购你的关键词”时，危险可能正尾随而至。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网络关键词诈骗案中的苗某、刘某、朱某、陈某等16人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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