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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物业发函了，要求拆阳台。王先生没理会。他没想到，物业会从顶楼吊绳子，把阳台强行拆除了。　　王先生一怒之下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他包阳台的损失6000元。　　杭州中院的判决是，驳回王先生的诉请。　　一场输掉的官司　　王先生的新房交付后，找人包阳台。　　很快，物业公司来函，说王先生违反了买房时就签下的《管理约定》，里面有一条“不得封阳台”。要求他限期拆除、恢复阳台原状。　　王先生觉得包自己家的阳台，也不影响邻居，为什么不能包？都花了钱了，哪能说拆就拆？他没有理会物业的要求。他没想到的是，一段时间后，物业公司找人在顶楼采取“绳降”的方式，从外部将王先生家的阳台强行给拆了。拆除的材料被运到仓库，让王先生自取。　　王先生很气愤：“物业有什么权力，强行把阳台拆除啊？”于是，他和物业公司对簿公堂，要求物业承担赔偿责任。　　案子一审二审，最终杭州中院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先生和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书面承诺同意遵守《管理条约》的约定，该书面承诺及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作为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及物业管理合同对其具有约束力。　　“物业公司强制拆除业主搭建的阳台玻璃窗，其目的是维护小区公共空间的完整性和确保建筑物的使用安全，但其采用的方式确属不当，对小区业主存在的违章搭建行为，可以采用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方式予以制止，但不享有代业主拆除的强制执行权。”　　判决书提到，物业公司在拆除玻璃窗之后将原物放置在仓库里，可见是进行了拆除而非损毁。　　“物业公司行为方式不当，但拆除行为发生原因是履行对小区公共空间的管理和维护职责，并且玻璃窗仅是拆除而非结构性或破坏性的恶意毁损；同时，业主自己违反《管理规约》约定在先，且因封闭阳台本身是违约行为、拆下来的材料也不可能被再次使用。”综上这些因素，法院作出了驳回的判决。　　王先生输了官司。但他想不明白，自己的房子，自己花钱买的材料，包阳台也不影响其他业主，为什么业主就不能包阳台？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认为，包不包阳台，不是单个业主或是物业公司说的算。关键要看买房子时，《管理规约》是如何约定的。　　张律师解释，《管理规约》是开发商在销售物业之前，为保障物业的安全与合理使用、维护小区秩序和环境制定的规则。不论业主是否仔细阅读过《管理规约》，在签订《购房合同》时，都要书面承诺已详细阅读并同意遵守，因此《管理规约》对业主具有约束力。而开发商或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又赋予物业公司，对于业主违反《管理规约》的行为，有权采取劝阻、制止等方式进行处理。于是，就出现了业主想要包阳台，物业公司出面制止的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在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行管理义务。　　一个热门讨论话题　　“业主包阳台被物业强拆，打官司为什么输？”一事，报道后已引来很多讨论。　　赞成方——　　“我家楼层很高，又有小孩子，不包阳台真的很慌。”　　“我家这幢沿马路，阳台上总是一层灰，真的想包阳台啊。”　　反对方——　　“如果放开包阳台，小区外立面肯定不好看，影响房子保值增值。”　　能不能包阳台，一直是杭州众多业主群里经常聊起的热门话题。万家星城小区的业主群里，隔三差五就有关于“包阳台”的讨论；另一个楼盘融创时代奥城小区还未交付，业主群里对“包阳台”的讨论也是热火朝天。大家还自发地在群里发起投票。　　对于包阳台，各家小区情形都不一样。钱报记者采访了杭州一些小区的物业公司。　　“绿城的小区，一般情况是不允许包阳台的。如果每个业主都按自己的想法包阳台，会破坏整个外立面的和谐统一。还有关键一点是安全考虑，业主自己包阳台，存在发生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春江花月小区的绿城物业巩经理告诉钱报记者。　　“业主自己包阳台，会出现有的包有的不包，有的规范有的不规范，势必会影响建筑物外立面，降低楼盘品质。所以买房子之初，业主们就签过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了不得封闭阳台。”万家星城小区的滨江物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据她了解，滨江房产开发的楼盘都是不能包阳台的。　　一条解决途径　　如果业主们都很想要包阳台，有没有合理的办法可以达成呢？　　住七堡附近绿城杨柳郡小区的方女士急切地打进钱江晚报热线，她说入住杨柳郡已经2年，当时装修时考虑到有小孩要把阳台封起来，但物业不同意，现在整个小区阳台都裸露在外面。物业的说法是，买房子时，大家就签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不可以封阳台。业委会没有成立，没办法修改这个条约。　　“如今孩子3岁，正调皮。我们住在3楼，孩子就喜欢往阳台跑，真是心累。”方女士刚生了二宝，这个安全隐患，让还在月子里的她坐立不安。她再次找到物业，但答案还是不能封阳台——因为入住人数还不足一半，小区至今无法成立业委会，所以还要等待。　　“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啊！”方女士说，每次看到有小孩坠楼的新闻就很心痛，刚看到钱报报道了又一起悲剧，联想到自家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却无能为力，感觉很无助。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松涛律师告诉记者，如果业主们呼声都很高，其实可以由业委会出面来做这件事,“《管理规约》的制定和修改属于全体业主的自决事项，如果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经本小区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就可以修改不得封闭阳台的约定。这样，物业失去了据以管理业主封闭阳台的合同依据，自然不会再限制业主封闭阳台了。”　　滨江物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万家星城小区去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主有包阳台的需求可以向他们反映，届时可以召开业主大会来表决。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小区都通过这个途径包了阳台。但方女士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新小区业委会一时成立不了，方女士能做的只有等待，“要业委会成立后才能重新签订物业管理合同。”(责编：孙红丽、夏晓伦)。第九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人民网香港8月11日电（沈婧婕）为期13天的第九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11日上午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落下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蔡永中、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陈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杨义瑞、本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筹委会主席黄永光等嘉宾出席结业典礼。

　　今年4月，机场公安分局在侦破一起盗窃案时发现一条重要线索:嘉定江桥地区有一改装、销售克隆出租车犯罪团伙，他们以5000元—8000元的价格收购报废车辆，改装后以18000元—25000元的价格加价出售牟利。

从我10岁起，游泳就一直是我的爱好，我永远不会故意服用一种不尊重我的运动、危及我职业生涯的违禁药物。

但李萍的儿子石祥林却发现“捐献”有假。

每一种微生物都可以附着在岩石样本上，并试图从岩石样本中提取矿物质，这样科学家就能了解这些细菌在无重力情况下的工作效率。

《玩具总动员4》以820万美元位列第四，本片由汤姆·汉克斯配音胡迪，蒂姆·艾伦配音巴斯光年。

该基金由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起设立。

另一位湖南女生肖蔷，自弹自唱了一曲《无问西东》，别致音色搭配陪伴了她21年的钢琴，让那英盛赞“太舒服了。”　　面对“老乡”那英志在必得王力宏背水一战亲自上台伴奏　　来自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29岁大男孩屈杨，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有一种悲伤》，一结束，便立刻得到那英老师的赞叹：“这是有实力、有功夫的!”声音宽厚，音色特别的他，从没有学过音乐，在来“好声音”之前还经营着一家餐厅，可惜由于生意不佳而草草收场。平时的他还是一个婚礼主持人，每周末都去“见证别人的幸福”，还会“免费、自发地给他们唱一首”。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便是自己三岁女儿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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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的作品覆盖16个省市的24个窑口，品种多样，工艺丰富，题材广泛。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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