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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面临恶劣天气时，参照国家气象预警标准，设置不予配送的时间段、危险区域，有利于将此类事故斩于未萌。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还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吧，多想想“我为人人”，而不是整天想着“人人为我”。

责编：侯兴川。马人斌阿訇的爱国情怀今年是马人斌阿訇诞辰100周年。马老生前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伊协会长，历任上海市人大一届至四届代表、八届至十届常委会委员，上海市政协五届常委、九届委员等。马老生前的爱国情怀是有口皆碑的。我是他的学生，自进入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和上海市伊协工作以来，一直受到马老的熏陶与指点，对马老爱国爱教精神印记深刻。马老童年时历尽苦难，因此他对新中国有着强烈的渴望。1949年上海解放，有一天天还没亮，他一出寺门就看到解放军战士抱着枪，都睡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当时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马老对我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人，为了不扰民，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看来盼望的好日子总算来到了。他从自己的现实经历中悟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穆斯林一定要热爱新中国并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这已成为马老的人生坐标。“坚守中道，显扬正教”是马老爱国爱教的具体实践。他认为，伊斯兰教不应当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独善其身的出世主义的宗教，而应是融入社会，劝人行善、止人作恶、谋求集体利益的具有入世精神的宗教。伊因从小家贫失怙，马老读书甚少，但他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多次发表掷地有声的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以他青年时代发表的《对阿訇宣道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而言，言语朴素、内涵丰富、观点明确、言简意赅、由浅入深地解说道理。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年轻阿訇来说，能够以如此深邃和犀利的目光，针对中国伊斯兰教当时面临的困难、矛盾与问题，一针见血，有理有节地提出批评与建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是1982年进入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在他的言传身教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得到了诸多教益。马老担任小桃园清真寺教长主持教务工作，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卸任为止，讲每次主麻的“卧尔兹”，他都会精心准备写好提纲，引经据典，结合时事、政治与现实侃侃而谈，从无废话、套话；遇到教内外发生的各类矛盾、新问题与新情况，他都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会从正面予以引导；面对穆斯林群众的疑惑与不同想法，他会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并积极、主动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我们要循着先贤的奋斗道路，始终不渝地继承爱国爱教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张家界高速服务区“突发大火” 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员及时赶到，展开救援。上午9点许，现场加油员发现险情后，立即停止加油作业，取用就近灭火器进行灭火，当班加油员立即关闭电源并报告加油站站长，加油站站长立即拉响警铃，启动加油站应急预案，同时拨打119、120报警请求支援，并向直属公司经理和茅岩河服务区经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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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是激励警心斗志的实际举措。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严密组织实施，积极稳妥做好各相关工作，确保学习宣传活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要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做好统筹协调，大力推进学习宣传活动理念、内容、手段创新，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平台，不断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