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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恋爱先生》的译制工作已进入尾声。译制中心的配音演员们正加班加点，力争能在5月播出该剧。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时，中蒙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影视剧制作、播放、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协议。2015年，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成立驻蒙古国影视剧译制工作室，负责落实中蒙两国相关合作项目。2016年，中国影视剧喀尔喀蒙古语译制中心在工作室基础上成立。中方5年内将向蒙方免费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译作，同时承担“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项目的实施。 据译制中心负责人阿古拉介绍，译制中心已经译制32部共1476集中国优秀电视剧和4部电影，在蒙古国多家主流媒体播出了27部1181集电视剧和2部电影。短短4年多时间，蒙古国电视剧市场出现了“中国热”。“相信《恋爱先生》的播出将在蒙古国掀起新一轮中国剧收视热潮。”阿古拉充满期待地说。他表示，译制中心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除了中蒙两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外，离不开一群敬业、专业、辛勤传播中国文化的蒙古国导演、翻译和配音演员的辛勤付出。 “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 翻译道尔吉分享了心得体会：“我们翻译的中国电视剧主要分为古装剧和现代剧两类。中国古装剧的台词文雅，常运用很多成语和谚语，翻译时需要保留原意并转换成蒙古国谚语表达，这样能帮助观众真正理解其含义。中国现代剧常用网络流行语，翻译时我们便会结合蒙古国的流行语。” 道尔吉今年30岁，已是译制中心的金牌翻译。他大学本科学的是会计，但工作两年后决定学习中文。道尔吉就读于蒙古国光明外语学院，师从蒙古国著名汉学家包勒德巴特尔。接触中文6个月后，他就尝试阅读《三国演义》，一年后开始协助导师翻译中国电视剧。道尔吉在译制中心已翻译200多集中国电视剧。 道尔吉说：“我很喜欢中文，喜欢中国电视剧翻译工作。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在翻译过程中，他时常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内涵又与时代一起发展、不断丰富。百闻不如一见。去年11月，道尔吉带着全家到北京和广州旅游。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令他们赞叹不已。 译制中心共有12位配音演员，其中还有一对夫妇。妻子叫布尔根，被称作“海清专业户”。顾名思义，中国演员海清出演的角色都由她来配音，比如《小别离》《王贵与安娜》等。 布尔根毕业于蒙古国电影学院表演系，大三到乌兰巴托电视台实习，开始涉足配音领域。译制中心出品的32部中国电视剧，布尔根都参与了配音。去年，布尔根把做主持人的丈夫巴特呼斯楞也介绍到中心做配音工作。夫妻二人在多部戏中为夫妻或恋人角色配音，默契有加。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9岁，已经在学校选修中文。 “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译制中心蒙方导演巴特其其格曾在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工作多年，1993年开始从事配音工作，1996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巴特其其格从业经验丰富，可以说是蒙古国影视行业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她说：“译制中心配备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配音设备，带来了专业的影视译制理念。感谢译制中心不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蒙古国，同时为蒙古国培养了一批专业影视译制人才。蒙古国观众观看外国电视剧从此告别了解说式配音时代。” 布尔根谈到配音体会时，也有类似的感受：“和解说式配音不同，中国电视剧的配音要对口型，根据剧情把角色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出来，就像自己在表演一样，很有挑战性。与此同时，这种方式让配音水平提高很快。观众也喜欢这样专业的配音，感觉剧中的演员就是在说蒙语。这是中国电视剧在蒙古国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电视剧质量很高，贴近生活。剧本充满正能量，对年轻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北京青年》这部剧，反映出青年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创造光明未来的故事。中国电视剧对友谊和人性都做了极好的诠释，激励青年人为美好生活奋斗。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适合发展中的蒙古国。”巴特其其格高度评价中国电视剧。 巴特其其格表示：“中国的电视剧从剧本、拍摄到演员表演都很专业。为这么多部剧配音后，我对《平凡的世界》和《鸡毛飞上天》印象特别深刻。剧情自然不夸张，充满生活气息。它们都是通过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化，反映国家的发展历程，生动讲述了国家由个人组成，然后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推动国家发展的故事。”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根据收视率统计，《大丈夫》《结婚前规则》《冰与火的青春》《父母爱情》等中国译制电视剧收看人数均超过10万人次。其中《大丈夫》收看人数达到55万人次，刷新了此前译制外国剧在蒙古国的收视纪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很多形式主义问题，占用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3月11日，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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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巴彦高勒煤矿综采工作面智能化集控中心，6台防爆电脑清晰显示着工作面所有支架的压力及状态、采煤机的运行参数、煤壁及支架视频影像。它与地面集控中心的显示器相连，可以在地面控制井下300米长工作面上的所有设备。职工“矿三代”赵昌圣点动鼠标，屏幕中采煤机滚筒迅速打开喷雾，连接运输机的顺槽皮带输送机也随之运转起来，随着采煤机的推进，滚滚“乌金”顺着顺槽皮带经主井提升到地面。 “我爷爷那辈人，一人干一天最多产煤5吨多，现如今一天的产量能达到3万吨左右。”看着屏幕，赵昌圣感慨。今年上半年，巴彦高勒煤矿784名职工创出单日生产近万吨新纪录，其中自动化截割产量占到八成。 40年前，煤炭资源成为国家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城市因煤而兴，赵昌圣的爷爷赵业山成为淄矿集团岭子煤矿的一名采煤工。“那个时候，到达采煤面全凭两条腿，在巷道内就要走2个多小时。采煤基本上都是趴在地上，煤层稍厚一点的地方，能半蹲着就不错了。”赵昌圣用手比划着说，“听爷爷讲，那时候矿工都是用铁锹、手镐把煤炭攉下来，再装到筐子里，通过接力的方式把煤炭运出来，最终用轱辘绞上井。” “矿二代”、巴彦高勒煤矿矿长王根盛的父亲也是淄矿的老矿工，他是听着父亲讲井下故事长大的：“煤矿工人过去被人称作‘煤黑子’，一天下来，除了牙是白的，全身黢黑。在低矮的煤层中，支护只能靠木头垒成垛架，通风又不畅，井下潮湿闷热，工人一天下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那个时候没有矿灯，下井都是几个人合用一把手电筒，矿工们在井下从来不吃饭，干渴时只能喝一点顶板渗下来的水。关键是安全没有保障，大家都说采煤工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早上下井，晚上能否安全归来，谁也不知道。” 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煤炭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引进机械设备，井下作业环境大为改善，工人的劳动强度也逐渐减轻。赵昌圣的父亲赵庆柱子承父业，成为淄矿集团埠村煤矿的一名采煤工人。相对于岭子煤矿来说，埠村煤矿已经有了跨时代的突破。在机械应用方面，采煤工作面有了溜子（一种运煤装置），支护设施也是较为先进的单体支柱，矿井通风、照明、运输等系统不断完善，煤炭开采以炮采为主。 “轰隆一炮放下来，工作面煤尘横飞，井下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止坍塌，矿工要钻进厚厚的煤尘进行支护作业，一刻也不得停歇。等到支护完毕，矿工就用铁锹将溜子以外的煤铲到皮带上。”赵昌圣介绍，那时候，安全事故还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小事故长流水，大事故不断线，几乎每个班都有人磕伤、擦皮，被工友抬着出去的也不少。”赵昌圣苦笑说。 步入新时代，淄矿集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煤炭生产由“汗水型”向“智慧型”转变，巴彦高勒煤矿率先应用并探索智能化开采技术。巴彦高勒煤矿综采自动化小组于2016年正式成立，经过3年的合力攻关，一举攻克数项技术壁垒。 “以前，我们跟着采煤机转，现在，除了在现场做一些简单的维修保养工作之外，通过地面集控室，完全可以穿着白衬衣体面地控制井下采煤机作业，再没有人会叫我们‘煤黑子’了。”赵昌圣自豪地说。（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弋永杰）(责编：杜燕飞、王静)。大家手笔：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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