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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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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按近代学科体系研究哲学思想,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切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新路径。
在一大片尸体前面,一辆破碎的辇车前面,是一具身着皇帝袍服的尸体,一张未脱稚气的面孔,一枝铁矛自胸透背刺穿了少年天子的身体。
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
第十三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备案申请存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所列情形并且尚未消除的,应当撤销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并向当事人发出《撤销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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