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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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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些民谣涉嫌‘丧文化’，我也无话可说，起码在我们乐队的观念中，低俗主要与歌词有关，歌词里是不是有脏话，是不是有引诱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
对他这样的学霸来说，学习是有惯性的，即使高考后不再集训，也无法丢掉自己的“老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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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该基地大气污染问题。该基地60%左右的喷漆是露天作业，每年露天喷漆使用240万升左右的油漆和60万升左右的稀释剂，这些露天喷漆工序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对周边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危害。督察组现场检查还发现，该基地仅有30台焊接废气收集设备，只能收集处理全基地3%的焊接废气；现场检查时，这些仅有的焊接废气收集设备闲置一旁，没有正常使用。法律意识淡薄振华集团长兴基地厂区周边300米内居住着197户居民，距厂界最近的仅隔一条小河。据崇明区信访办等部门提供的材料，因为地域位置相邻，该基地镀锌车间废气排放使得附近村民家中桌椅和屋外车辆上常有难以清洗的粉尘，喷砂车间的铁珠曾数次将居民家中玻璃砸坏，导致附近居民多次报警，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督察组调阅近年来群众信访投诉资料发现，2017年以来，振华集团长兴基地与周边群众矛盾不断加剧。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周边群众对该基地环境问题投诉83次，涉及项目审批和水、气、危险废物、噪声、光等方面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投诉问题都是生态环境部门已查处并反复要求企业整改的环境违法行为。但是振华集团社会责任缺失，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不积极整改环境问题，反而振振有词，甚至指责一些投诉是恶意举报和无理指控。因群众反应强烈，厂群矛盾不断加剧。2019年5月，崇明区信访部门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报送了《振华集团长兴基地环境污染信访问题的情况专报》。崇明区委主要领导通过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办将《情况专报》转交振华集团主要负责人。针对《情况专报》，振华集团向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办出具公文回函。在回函中，振华集团对崇明区信访部门没有事先告知，就出具内部《情况专报》大为不满。认为区生态环境部门为应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企业检查频次过多，查到环境违法问题就处罚，是搞一刀切。将生态环境部门的合法履职行为，指责为事先没有和企业沟通的擅自处罚，是官僚主义作风和本位主义问题。督察发现，早在2002年原上海市环保局批复的环评中，就对长兴基地拼装场地初期雨水收集和喷漆工艺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振华集团一直没有落实到位。17年后还在回函中认为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是不切实际、不能完成的任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通报指出，振华集团作为中央企业，政治站位不高，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正常监管不配合；社会责任缺失，对周边群众的正常诉求漠不关心，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长期落实不到位，只强调客观原因、历史原因，缺乏从主观、从自身找问题、抓整改，绿色发展在该企业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督察组要求上海市有关区县和部门要敢于动真碰硬，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严肃查处振华集团长兴基地各类环境违法问题，敦促企业加快整改进度。编审：姚冬琴。积极抢险救灾 抓好恢复重建 连日来，在浙江温岭沿海登陆的台风“利奇马”，所过之处都给当地带来不同程度的灾害。面对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各地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积极抢险救灾，抓好恢复重建。
就市场监管工作而言，作为具体工作人员要熟练用好各种监管手段，调动各方积极性，把中央各项部署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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