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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项目正式开工。刚来的时候，这里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浙江正泰）本班光伏项目现场施工经理张垒对记者表示，该项目建设今年5月底接近尾声，6月全面投产，曾经的沙漠将变成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除了太阳能资源丰富，沙漠腹地广阔可供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便于电力输送也是埃及选择在阿斯旺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的原因。”浙江正泰本班光伏项目总工程师诸葛云告诉记者。 5月初，埃及投资部宣布，本班光伏产业园将在年内满负荷运行，总装机容量今年预计可达近2000兆瓦，有望成为世界最大光伏产业园之一，将帮助埃及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浙江正泰和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中国企业分别参与承建其中兆瓦和186兆瓦两个项目。 “剩余项目由其他外国企业承建，他们纷纷选择采用中国技术。据了解，园区50%以上的设备和组件来自中国。”诸葛云说。来自印度的项目经理那亚尔对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迅速，在设备研发和组装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在全球都具有较强竞争力。“与中国团队一同工作，让我获益匪浅。” 目前，施工团队正在为设备安装和调试进行最后的紧张工作。谈及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来自西班牙的项目总监马里奥·佩雷斯对记者说：“中国同事对于工作始终秉持认真态度，对于项目的质量要求也非常高，这让我印象深刻。此外，该项目建成后，在为埃及提供强大能源支持的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废气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项目建设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高峰时期，现场有3000多名埃及本地员工。”诸葛云说，不少参与项目建设的埃及员工就来自附近村落，他们都非常愿意在中国企业工作。 “这里不仅有比别的地方更高的工资，还能够学习行业内先进的技术，为以后的职业发展积累经验。”浙江正泰本班光伏项目埃及工程师穆罕默德告诉记者，项目完工后，中方技术人员还将为电站工作人员提供手把手指导，确保项目平稳顺利运行。 （本报埃及阿斯旺6月3日电）。一汽吉林混改开启：拟引入多个股东 终端却无车可卖随着一汽集团改革不断深入，一汽吉林混改也已是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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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工程的建设内容 FAST工程的主要建设目标是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内铺设口径为500米的球冠形主动反射面，通过主动控制在观测方向形成300米口径瞬时抛物面;采用光机电一体化的索支撑轻型馈源平台，加之馈源舱内的二次调整装置，在馈源与反射面之间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实现高精度的指向跟踪;在馈源舱内配置覆盖频率70MHz~3GHz的多波段、多波束馈源和接收机系统;针对FAST科学目标发展不同用途的终端设备;建造一流的天文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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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就餐时间，游客距离入口处已经十分遥远，此时游客若想外出就餐，必须原路返回至入口区域，用餐结束重新排队进入迪士尼乐园。
“2019年上半年将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安徽等省市试点推广，下半年试点成熟后，再在全国范围推广。
据悉，2018年青海职业教育招生首次突破3万人大关，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保持在95%和90%以上。
一旦信任被打破，或许正规器官捐献都会受到波及。
此外，美联储官员还在讨论和权衡是否启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以便降低经济衰退中的信贷紧缩风险。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王家瑞出席。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墙上一幅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分工图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