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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本栏曾写过《吏治严，天下安》一文，针对当时在问题奶粉和矿难的“问责风暴”中，不少干部并不怕被免职，也不大在乎辞职，盖因为这两项都不是行政处分，不影响官员的政治与物质生活待遇，故呼吁“对因失职而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官员，既不免职也不容许辞职，而是降职，比如让石家庄市长去当县长，把质检总局局长降为司长，让他们‘戴罪立功’，问题更严重的干脆一撸到底，撤职！”我还自信满满地认这“这一招儿蛮灵，不信试试”。

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

再折腾，香港伤不起！当此非常时期，广大市民应该共同努力扭转形势，坚决抵制暴力违法活动，尽快恢复社会安定，让香港重新回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正轨。眼下，香港经济处境严峻。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动力正逐步减弱，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一身半旧的绿军装，一条半旧的军被，一条打了多处补丁的褥子，这是习近平初到河北正定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他指出，有前CIA人士解说这是“颜色革命”之“猎警”策略，多区起火，制造坏警形象，更骚扰和威胁警察家属宿舍，都是另有目的。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宣部举办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讲师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成员列席会议。

“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就这样,红军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长征路上各族人民心中,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朝霞。“大渡桥横铁索寒”：泸定桥断想84年前，绝境中的红军，面对滔滔大渡河，面对河岸顽抗之敌，选出22名勇士担当飞夺泸定桥的先锋。勇士来自英名赫赫的红四团，都是自愿报名。泸定桥只有短短100米，在万里征途中，似乎可以忽略。然而，那一刻，中国革命的成败系于这100米，系于22名红军战士的勇气和信念。桥板被敌人抽走，剩下的铁索是滚烫的，守桥的敌军气急之下在桥头疯狂纵火，是勇士们用血肉之躯，冲过铁与火的封锁，突破枪林弹雨，以超越生命极限的壮举，打开了通往胜利之路。一堂收获革命信仰的“思想课”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自6月11日启动以来,媒体记者们沿红军长征经过的13个省区市接力式采访,踏寻革命先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触传承长征精神,推出一批精品报道,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刻,媒体记者重温伟大长征,讲好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从中收获启迪与力量,将进一步激励全国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重走长征路”，是一次听其名就令人热血沸腾的采访活动，行前各种来自书本和影视剧的想象，在第一天的行走中化为真切的感受——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重庆段的起点在綦江石壕镇，这里是中央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一天的日程里，有一段体验式采访，沿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的一条山村小路，步行公里。这段路原本是从高山村红军桥出发，一路上坡,止于石泉村。为了减轻我们的“行军”强度，当地同志带着我们从石泉村启程，走下坡路,向红军桥前进。让长征精神永葆青春广西全州才湾村蒋石林的祖父曾掩埋脚山铺阻击战死难烈士遗体，他叮嘱后人，要世代保护好红军墓。如今，蒋石林把祖父的嘱托传给儿孙。他的孙子蒋明峰，从小就跟着扫墓除草，每次回家时到烈士墓看看，已成为他的习惯。对14岁的蒋明峰而言，长征并不遥远，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红色土地上，他感触到红军精神实实在在的力量。为有牺牲多壮志不惜牺牲，是如山军令、自觉选择，是忘我精神、英雄气概，指引人民军队在不同历史时期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洒一杯家乡米酒，告慰烈士的英魂；取一壶湘江碧水，留作永久的纪念。近日，记者随红军后人代表来到广西兴安的界首渡口，祭奠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85年前，在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中，数万将士英勇捐躯。红军用身躯挡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用鲜血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军号嘹亮，步履铿锵跟着命令走，跟着号声行，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我党我军的绝对忠诚。7月1日，一个文物捐赠仪式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举行。在捐赠文物中，由长征出发地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提供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复制件）尤其引人关注。从就餐、沐浴等生活日常，到夜操、集合等训练场景，再到某某炮兵团、工兵营等部队番号，通过五线谱记录下来，各类军号竟达340余首。

就是和革命战友、妻子邓颖超，他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内容，始终都不讲。“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976年1月7日深夜对吴阶平大夫说的话，成为周恩来同志留下的人生最后的话。　　严于律己，周恩来同志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他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他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的衬衣睡衣袜子补了又补，住的老旧平房不准修缮。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的全部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家风建设，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托人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弟弟到内务部工作，周恩来同志要求安排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侄女、侄儿从插队地方参军入伍，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动员他们一个回到农村当农民、一个到边疆当牧民，扎根艰苦地区接受教育、锻炼成长。　　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周恩来同志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1958年视察杭州时，他携带的枕巾是剪去中间的破损部分缝起来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就换了条新枕巾。他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其他场合，他还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周恩来同志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把握处理大事小情，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党的要求为先，自觉担当示范责任，发挥“头雁效应”。他立言立行、率先垂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点滴中显美德，留下许多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感人故事，为人民群众广为传颂，感召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的人格力量集中体现着党的优良作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周恩来同志就是党员领导干部政德修养的光辉榜样。每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把握讲政德的时代内涵，深入学习周恩来的崇高风范、高尚品德和伟大精神，严格自我要求，时刻警醒自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锻炼，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规规矩矩用权、坦坦荡荡为官，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香港机场暴行引发强烈谴责 乱港行径激起众怒8月15日报道在近两日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集会中，示威者恶意瘫痪机场运作，更有暴徒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力行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底线。

蔡尚思在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中指出，自己接触的各种思想，“最广大精微者，却只有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最具典型意义，他强调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断”阐释历史思想，用新的观点清理贯串数千年的思想史，这种“方法”“论断”“新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系统学习和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唯物史观被广大学者所接受。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的观点、方法得到普遍借鉴，苏联哲学权威日丹诺夫将科学的哲学史解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掘以及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规律的探讨成为哲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史成果。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等在内的迄今最完整的中国思想通史著作，基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并由此逐渐形成“侯外庐学派”。　　改革开放前，我国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思想史研究确定了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为主线，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方法论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某些教条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过度政治化等问题，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倡导，中外学术交流也不断深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空间。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他们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认识更加丰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克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片面性与庸俗化倾向，使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随着回归学术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术界开始注重发掘传统思想智慧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成就之一可以称为学术史的回归，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以往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不断注入关于社会思潮、文化变迁方面的内容，不断拓展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视角、方法、对象和范围，从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日益丰满。在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宗教现象、宗教问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　　进入21世纪，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进一步向着枝繁叶茂的繁盛局面迈进。中国思想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于历代思想家的专项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全面推进态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这一态势的集中体现。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在侯外庐与其他前辈的著作上继续前进，不仅继承了前人重视社会经济分析的科学方法，同时扩大了观察视野，注意当时社会经济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国社科院启动了《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贯通上下五千年，涉及各民族文化，着重勾勒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思想发展变革，集成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项目启动伊始，就将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在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及方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其间形成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如学术界所判断，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突破认识的局限，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负于历史和时代的思想文化贡献。　　（作者：杨艳秋，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 同比增长24.1%　　原标题：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　　人民日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李心萍）国家邮政局14日公布7月快递业运行情况：1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其中，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

李超介绍，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近期顺利落地，开局良好，激发了资本市场的活力。

三是抓紧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从法律规定上进一步保障教师有效行使教育惩戒权，促进教师敢管、善管，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师道尊严。贵州晴隆消防开展消防站对外开放活动图为实操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