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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孵化’企业能力不足，影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速度、质量、成功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有此一论。初创型企业遇尴尬处境：“孩子”都一个模样“摇篮”功能不够是什么导致初创型企业出不了孵化“摇篮”？在叶青看来，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是“孵化器”同质化严重，部分“孵化器”存在偏重规模、服务水平不高、高成长企业培育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招商、建设、服务等领域陷入同质化竞争。同时，部分“孵化器”为追求在孵企业的数量，在选择入园企业、评估毕业企业时标准较低，导致“孵化”质量不高。另外，大部分“孵化器”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租金类收入、服务收入以及政府补贴，而这种模式导致“孵化器”盈利能力较弱，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大多数“孵化器”运营不景气，特别是众创空间，主要依赖政府补贴运营，若没有政府补贴其亏损较为严重。当“孵化器”遇到“加速器”：从实际出发，为双创“加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任务，传统单一的‘孵化器’模式已经不适应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企业‘加速器’不同于‘孵化器’，是从高成长企业的切实需求出发，提供定位清晰、方向明确的企业加速服务。目前，我国企业‘加速器’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与规模远远比不上‘孵化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企业‘加速器’，向高成长企业提供实质性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叶青提出了“加速器”的概念。给方向，做桥梁，“加速器”党组织作用重大对于推动初创企业“加速器”，叶青有几条具体建议：首先，要大力开展加速器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企业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企业党建工作成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成立党组织。大力开展‘加速器’党建工作，促进党组织和党建工作在‘加速器’企业中的全覆盖，能够加强党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机结合，发挥党组织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党建转化成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里有三件事可以做。一是‘加速器’党组织应在思想政治引领上发挥核心作用。加强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思想政治引领，既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也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需要，实质是引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使企业发展与党和国家发展目标相契合，这种契合度越高，企业的竞争力越强，企业发展的成功度就越高。二是‘加速器’党组织应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发挥核心作用。从党建工作入手，让党组织成为政企沟通的桥梁，畅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对下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对上及时反映企业合理诉求，将政府公务人员与企业之间的交往转化成各级党委与企业党组织之间的交往，促进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建立合规合法又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三是‘加速器’党组织应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挥核心作用。从转变工作职能，提升服务水平入手，建立服务和指导企业发展的有效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讲，一方面，帮助企业搞明白‘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梳理、政策解读，结合各地市发展规划，让企业家充分认识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搞明白‘怎样才能高质量发展’，通过与企业和企业家的‘亲密接触’，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需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叶青表示。其次，推动“孵化器”转型成为“加速器”，提升服务质量。在叶青看来，“加速器”从功能定位上来说，与“孵化器”有本质不同。“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兼具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企业“加速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已完成“孵化”、度过初创期、具备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其主要功能是加速企业的成长，使创新成果快速地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力。企业从创业期发展到快速成长阶段，对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孵化器”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相应的需求。企业“加速器”是“孵化器”的延伸和发展，可以为经历了“孵化”之后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研发和生产空间、完善的技术创新和商务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加速助推。因此，建议对目前我国已经接近饱和的“孵化器”进行梳理，将同质化严重、“孵化”率不高的“孵化器”转型升级为“加速器”，以满足高成长企业的发展需求。第三，将条件成熟的商务楼宇打造成企业“加速器”。叶青表示，商务楼宇本身具备企业“加速器”的物理功能。初创企业完成“孵化”以后，一般会搬离“孵化器”，进驻产业集群更成熟、办公条件更便利和区域环境更优越的商务楼宇。但商务楼宇只具备硬件服务功能，缺少政策、技术、金融等软件服务功能。“中小企业进驻商务楼宇以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一旦资金、市场或者研发方面受阻，往往求助无门，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建议选择一批条件成熟的商务楼宇打造成企业“加速器”，在企业化管理模式不变的基础上，进驻政务服务功能，以楼宇党建为引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设楼宇公共服务平台，疏通中小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研发机构沟通联系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定制化服务。”叶青同时表示，要充分发挥党建工作服务企业健康发展的优势和作用，扶持一批动能较弱的“孵化器”转型成“加速器”，建设一批高效的企业“加速器”，帮助高成长企业完成各个阶段的过度，解决创业者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企业做强做优，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增添动力。“架起一座蒙中民心相通的桥梁” ■“感谢译制中心不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蒙古国，同时为蒙古国培养了一批专业影视译制人才。” ■“中国电视剧质量很高，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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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213:43官方权威发布误转误发重大气象预报信息这一事件，足可以成为政务新媒体建设的一页典型案例教材。
在张苏军看来,婚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最大的“灰犀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降低婚龄不可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正调节的方向,配合其他一系列降低抚养成本、鼓励生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解决问题、扭转趋势的。”张苏军说。张苏军认为,目前年轻人的营养条件、生活环境、信息采纳、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成熟度和当年相比大幅度上升,这为降低婚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婚姻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婚龄理应和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不结婚。“应该还婚姻权本来的基本民事权利的属性,赋予其更大的自由选择范围。降低婚龄不但是对基本民事权利的扩权,也和民法总则中关于成年的年龄规定相一致”。多位委员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婚姻年龄上作男女的区别,建议将男女的法定婚龄进行统一,以体现男女平等。建议增加收养后评估监管规定审议中,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收养法律规定,多位委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刘修文委员建议建立收养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发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帮助收养人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处理好事后监管与保守收养秘密的关系。“建立评估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被收养人。”朱明春委员也建议加强收养后的评估和管理。“收养之后的初期一年,能不能由收养关系登记批准机构对收养关系进行评估,这样能够保护被收养人的合理合法权益。比如,评估收养人的人品、经济条件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收养条件的需要”。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朱明春还建议适当放宽年龄差距的限制。“现在独身者,自己选择独身或者离异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年限延长了,如果要求差40岁以上,就意味着到退休只剩下20年了,收养的孩子可能退休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教育,65岁了孩子才20几岁,大学还没有毕业。收养年龄当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不一定非要强调年龄相差40岁”。对此,江小涓委员则主张在“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的后面加一条“被收养者父母事先同意的收养者除外”。“因为实际情况经常是收养人是父母信任的朋友。”此外,刘修文还建议进一步细化涉外收养相关规定,在收养关系解除相关条款中,增加对未成年人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在我国,一般选择对未成年被收养人保守收养秘密,但是不能排除被收养人了解相关情况和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权利。一旦被收养人有解除收养关系的意愿,如何提出、向谁提出诉求、要经过什么程序、有哪些救济途径等,有必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记者朱宁宁）。人民网香港分公司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责编：梁秋坪、张雨)。宁夏固原西吉：一根“红军粉”牵出致富路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的村民在码放“红军粉”(7月25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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