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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一改以往文理分科相对单一的选择模式,使考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但过多的选择引发了考生和家长更多的焦虑,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田忌赛马等策略被运用到了选学选考当中。科目组合多选择自主权大,选择自主权大选择焦虑多,这是一个选择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如何化解?作为正在面对选学选考的考生及其家长来说,又应该如何通过辩证地思考、辩证地应对,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普遍采取的是“必考+选考”模式。这与这些国家在中学教育阶段鼓励学生既全面发展又个性发展、既发展知识又发展兴趣是紧密相关的,学校往往设置数量不等的课程供考生选择,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我国的新高考改革为考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组合,选择的弹性大大增强。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整体设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学生自主选学选考是关键突破口,希望以此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分散学生考试压力,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又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浙江、上海率先发布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正式启动。浙江实行“7选3”模式,上海实行“6选3模式”。但在科目组合、选择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的情况下,考生的选择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上海和浙江两地当年的改革情况来看,因学生选学选考趋易避难而出现错位竞争问题,考生用“田忌赛马”策略选学选考,也就是说“学霸”往往选择物理化学等难度大的科目,其他学生选政史地生等难度相对较小的科目。很显然,这与最初的政策设计初衷出现背离。以浙江为例,2011年浙江省万考生中考物理的有16万;2017年总考生人数变化不大,但选修和选考物理的高中生万人,占比36%。为解决物理选考人数下降这一问题,浙江于2017年12月推出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确定物理选考保障数量为万。如果选考人数低于这一数量,以万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如果报考人数超过万,则按实际数量进行等级赋分。此举是为了吸引考生报考物理,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上海也有类似问题。为避免上述问题,今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8个省份开始实施3+1+x,即历史、物理必选1,思想政治、化学、地理、生物任选2,避免了物理受冷落的问题,但会不会仍然存在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的问题?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制度设计与人的行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分析个人行为有两个具体方面,一是动机,二是环境辨识。不同动机、不同的环境辨识能力会极大地改变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我们现在处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末期,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从上大学转变为上好大学、好专业。从个人动机上来看,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无论在制度设计上给学生提供再多选择,好大学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好专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所以,考生在选学选考科目时,首先考虑的是选学选考哪些科目更有助于自己考上好大学。同时,由于每个人选学选考中的环境辨识能力不同,而且每个人所拥有的他人行为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因而每个人在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他人选学选考信息时均存在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于是便演化出了弃学、弃考物理等简化处理过程的错位竞争行为。因为单位时间内改善物理化学等科目成绩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历史地理生物等科目则具备这种可能性。除非个别考生在物理等方面确实表现优秀,否则不会选学选考物理化学等课程。新高考改革推出之后,必然面临一个改革阵痛期,考生和家长的不适应正是阵痛期的典型表征。实际上,浙江、山东等省份实行的本科批次合并录取、“选专业+选学校”的志愿模式,有利于平衡高校之间的生源差距、淡化高校之间的身份差异,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入选“双一流”的高校来看,相比原来的“211工程”新增了25所高校,其中部门高校增加了6所,而地方高校新增了19所。“双一流”高校当中,地方高校占比达到%,相对“211工程”提高了近10%。说明部分地方高校的部分学科专业要优于传统名校,传统名校并非每个专业都优秀,对于学生选择而言,选专业应该比选大学更加重要。选考科目的个人兴趣比是否能在高考竞争中胜出更重要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考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对考生个人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但真正到了白热化竞争阶段,很多学生、家长和学校又放弃了对兴趣的关注,导致学生在科目选择上不够快乐、趋易避难,主要是因为科目之间的分数存在事实上的不等值问题。如果物理、化学等科目与历史、地理等科目难度相当,恐怕考生首先尊重的是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兴趣。另外,选考科目和外语有两次考试机会,也可能存在两次考试分数之间的不等值问题,而且进入高中就面临选考问题,实际上增加了考生的心理负担。总体上看,考生对于考试科目的选择,往往是看所选科目是否有利于在高考竞争中胜出。而且学生选择是在家长、学校的主导下进行,而不是出自自身的兴趣,或者说对自己的兴趣本来关注就不多,更不会把选学选考科目与个人未来发展挂钩,这才导致了选学选考的选择悖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科举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已废止百余年,但余风犹存。绝大多数家庭和考生仍将高考作为“鲤鱼跳龙门”的关键一跃,只要考过,就是成功。实际上,用终身学习的眼光看,高考只是一个驿站,大学是新的学习过程的开始。我们不能把教育等同于考试,考试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看到高考制度改革的进步,也要不断进行修正,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就高考本身的定位而言,一定要站稳大学选拔新生这一根本立足点,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选拔权,摆脱在新生选拔当中对高考成绩的过度依赖。在选学选考科目设置方面,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用更能够体现专业特点的大学预科课程来代替,学分可由高中带入大学,以此来体现高中与大学的关联与衔接。从长远来看,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应该更关注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作者:刘恩贤,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吕慈仙,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责编:实习生(王子文)、孙竞)。《加油,你是最棒的》成暑期档荧屏“黑马”   暑假档的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而马思纯与邓伦主演的《加油,你是最棒的》自上月末播出以来,还是在豆瓣收获了的不俗评分。剧中,邓伦和马思纯分别饰演落魄演员郝泽宇及助理福子,展现了小人物的乐观、善良和打拼精神,赢得了观众喜爱。近日,马思纯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饰演福子这个角色感觉很享受。  谈角色饰演福子很享受  相比之前《七月与安生》中的陈七月和《橙红年代》中的胡蓉,此次马思纯饰演的福子非常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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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属于第三大类。  历史上,在三个世界理论体系里,发展中国家曾一度被称为第三世界,是中国的阵营和归宿。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理解,也必须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考虑。我们首先要检讨老三论。  一是好处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能获得世界银行低利息的贷款,还有比发达国家更低的关税、上千亿的无偿救助捐款,以及更多碳排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所以有种说法是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是想得到它的好处。  二是脱贫论。发展中国家等同于贫困落后。倘如此,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这就好像贫困县的帽子,到底要不要摘。不摘,会有很多政策福利。如果摘了,名声上好很多,也会算入政绩,就是没有福利了。等我们国家明年14亿人民全面脱贫之后,人家更会渲染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毕竟美国也不敢说国内全面脱贫。  三是惯性论。这么多年习惯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要摘帽,不容易。特朗普指责中国以发展中国家搪塞责任,欺骗国际社会,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新三论角度理解中国为何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  一是意识论。伟大复兴是让各国都能复兴,而不光是自己复兴,更不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中国的外交原则从原来的不干涉内政到现在的强调国际责任,两者如何统一?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是帕累托改进,中国学者张宇燕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孔子改进。孔子改进的层次更高,因为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如果自己要成功,我也要叫别人成功,我自己要富裕,也要别人跟着我一块富裕。  二是责任论。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是中国外交的底线,也是不忘初心。中国在定义发展中国家,而不需要美国来定义;正如中国在定义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美国来定义一样。美西方就想把中国从发展中阵营剥离出来,又不承认也不会与你分享发达国家权力,试图捧杀和孤立中国。发展中国家与贫困落后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是国际政治身份与定位:我们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这边,因为他们占据了世界人口的七成。站在世界上多数人一边,这是我们外交公平正义的源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权益。一句话,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世界责任!  三是命运论。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遭遇,它们都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今天它们具有共同的任务与愿望,那就是改革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使之更体现发展中国家权益,未来还越来越体现为共同命运,因而坚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定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发展中国家既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是国际认定,也是自我意识,是互动的,也是辩证的。中国定位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不是谦虚,更不是虚伪,而是证明我们仍有发展潜力,关键词是发展中,而非简单的发展。  当然,中国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世界称中国为超级大国,综合一下,中国或可称为超级发展中国家。中国可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正如一带一路既是南南合作,也是南北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中国的多重身份及包容性文化,不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障碍,反而是优势,是改革现行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的希望。(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垃圾分类实施月余 上海这座城有哪些变化  湿垃圾量显著增加是考量垃圾分类成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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