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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之悟。
著作权人的通知和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反通知不具备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所规定内容的，视为未发出。 第十一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明知互联网内容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虽不明知，但接到著作权人通知后未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并给予下列行政处罚： （一）没收违法所得； （二）处以非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明知侵权事实存在的，或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接到著作权人通知后，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的，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侵犯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时，可以按照《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要求著作权人提交必备材料，以及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和该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未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的证明。 第十四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且经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认定专门从事盗版活动，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据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的通知，配合实施相应的处理措施。 第十五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未履行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义务，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侵犯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过程中，发现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等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其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的行政保护适用本办法。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05年5月30日起施行。(责编：林露、吕骞)。方丽娜：异军突起的欧华作家（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2010年的一天，远在美国南部的我打开了北京寄来的《文艺报》，其中有个版面叫“文学院”，专门介绍鲁迅文学院的作家作品。
“十二五”以来，北京市共奖励各类科技创新成果1595项，获奖成果共取得知识产权23800余项，产生经济效益8800余亿元；获奖个人有57人当选两院院士，43人当选长江学者，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方是苹果公司，其操作系统为其苹果手机独有；另外一方就是谷歌，其安卓系统为包括华为在内的几乎所有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的手机所使用。IHS马基特公司移动工业研究执行主任斯特凡纳·特拉尔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研发大国。他说，当华为2011年投身用户市场时，就有人持怀疑态度，可是他们非同寻常地发展壮大起来。他们能够让市场接受第三种操作系统。报道称，其他公司曾尝试过推出第三种操作系统。首先是黑莓公司，从1999年起为其黑莓手机推出，只是黑莓手机因智能手机的崛起而被淹没；后来，微软公司在2010年为芬兰诺基亚公司手机安装过微软系统，诺基亚当时也错过了向智能手机的转向。报道还称，韩国三星公司也曾尝试新操作系统，但以失败告终，这降低了各大公司开发新系统的热情。“以史为鉴，更好地面向未来” 日本不二出版社是一家只有6名员工的小出版社，却为揭露日本侵华历史真相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该出版社共出版31册《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和111册《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增补卷），真实记录下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等史实。
我同罗塞夫总统举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果的会谈，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永远的学校。
1986年，王维平放弃医生职业，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
美、英都曾发生过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美国历史上多次动用军队、坦克镇压民众示威暴乱；2011年英国伦敦骚乱时，英国政府立场强硬，首相府发言人声称对骚乱事件“完全不能容忍”，暴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虚幻的人权不能成为确认罪犯并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拦路石”。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要动员广大基层民警和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通过组织推荐、媒体推荐、群众推荐等多种方式，深入挖掘宣传身边优秀基层民警忠诚履职、敬业奉献的感人事迹，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庄严感的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良好精神风貌，引导广大民警不断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决打赢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这场硬仗。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9年3月29日，新西兰在克赖斯特彻奇市哈格利公园举行国家纪念仪式，致哀清真寺枪击案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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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谌贻照到广西融水苗寨采访县直机关干部送科技送文化下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