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研发方给出的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合金固态储氢)与国内主流的35MPa高压储氢的数据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低压储氢的优势主要在于需要的储氢设备的体积小,加氢站设备成本低。但劣势在于储氢罐重量大,储氢系统成本高。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尚勇指出,该技术可以使运输、储存到加注环节的压力降低下来,这样就可以绕过国外的氢压缩机以及储罐的技术壁垒,实现自主突破;另外在储氢密度上又能提高三倍,初步计算可以产生20倍的放大效应。 “目前,我国没有高强度的碳纤维和高压的压缩机,因此采取低压合金储氢技术路线是可行的,也具有一定创新性。”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评价说。 当前更适合公交领域 但是,储氢罐重量偏重带来的成本问题确实也难以忽视。“从给出的各项数据上来看,目前的低压储氢技术更适合公交领域。”张家港氢云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魏蔚对记者表示。 魏蔚指出,低压车载储氢系统的重量是现在高压储氢方式的三倍以上,因此低压储氢系统当下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对重量不敏感的车型。毕竟,车辆重量的增加,意味着终端用户使用成本的增加,再加上系统成本偏贵,因此该技术目前更适合的应用场景主要是以政府采购为主、成本相对不很敏感的公交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拓展应用的难度较大。同时,公交车作为大量载人的交通工具,对安全性要求更高,相比之下也更适合低压储氢技术路线。 对于成本问题,该技术的研发方之一——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蒋利军表示,低压合金储氢技术目前确实存在重量偏重的问题,百公里耗氢量比高压储氢多公斤,按照目前每公斤50元的价格计算,百公里增加的用氢成本是15元。他同时表示,未来努力方向是通过产品的标准化和批量化,以及改善储氢材料等方式降低成本。 我国高压加氢站是主流 加氢站方面,《中国汽车报》记者从一份研报中看到,目前,全球加氢站主要以高压储氢和低温液态储氢为主,全球加氢站中约1/3为液态加氢站,日本约半数加氢站为低温液态储氢配套低温泵加氢站,而我国的加氢站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现阶段国内运营的加氢站均为高压储氢加氢站。 数据显示,设备成本占据国内加氢站建设的70%左右。根据测算,不含土地费用,国内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加注压力为35MPa的加氢站需要约1200万元,约相当于传统加油站的3倍。对于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除建设成本外,还面临着设备维护、运营、人工、税收等费用,折合加注成本约在13-18元/公斤左右。 对比看来,低压加氢站300万元的建设成本确实减小不少。同时,研发方称,该技术在加氢时采用无加压,不存储的加注方式可以降低加氢站设备与投资要求,占地面积由原先的3000平米大幅降至300-500平米;高压加氢站受到加压机以及高压储氢容量的影响,站内氢气存储量在500-2000公斤不等,而低压加氢站则不受存储量的限制;低压加氢站还可通过对现有加油站和CNG加气站稍加改造的方式投入运营。 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 在车载储氢技术方面,高压气态储氢是国内外的主流,并在燃料电池车上配装高压储氢瓶。同等体积下,压力越大储氢量越高,车辆行驶里程就更远。然而,受储氢瓶材料限制,我国高压储氢的压力多为35MPa,欧、美、日等国家采取的压力则是70MPa,这限制了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对此,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低压固态储氢的压力仅为5MPa,绕过了高压储氢因高压受限于储氢材料的情况。低压合金储氢系统的制造过程从原材料到生产全部实现国产化,合金材料也可回收再利用。 另外,虽然高压气态储氢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普遍,但是该技术存有泄漏、爆炸的安全隐患,安全性能有待提升。低压合金储氢的加氢系统、加氢站操作便捷迅速,加氢压力降低,体积小,安全程度高。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安全、更经济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同为研发方之一的深圳市佳华利道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兆蔚说。 但在当前高压储氢为主流的情况下,低压合金储氢的推广难度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高压储氢产业已经在国内外逐步发展起来,低压储氢技术想要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将面临与现有高压储氢技术推广竞争的态势,想要发展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技术路线更可行的话,国外早就发展了,不会是现在高压储氢占主流的态势。”这位业内人士说,低压储氢技术路线走向产业化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缺乏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 欧阳明高表示,新一代的制氢技术在科学层面已经有突破,但如何实现产业化应用更为重要。 根据《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到2020年我国建成加氢站将达100座,2030年将达到1000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已建成369座加氢站,日本、德国、美国合计占比54%。我国排名第四,已建成23座,占比6%。其中,建站手续齐备的商业化加氢站6座。多数加氢站的规划设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氢源选择、自动控制系统等尚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耐久性验证较少。 缺少国家顶层设计是真正的拦路虎,这导致加氢站建设的审批流程复杂、投资大、盈利能力有限、回报周期长等。魏蔚表示,单纯的加氢站建设时间在几个月左右,但是审批则较为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氢目前仍属于危化品,所付出的建设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
在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易卜拉欣·阿梅里看来,持续的暴力行径不但会危害香港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也会危及香港的法治。
“在此期间,我们一直与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保持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关系。
我们更期待,爱国爱港的香港青年能理性对待当前,理性展望未来。
在民进中央和各级、各地民进组织和成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安龙县一年一个样、年年都变样,全县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日渐殷实,贫困人口减少到2592户6627人,贫困村减少到2个,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下降到%,2019年3月顺利通过省级第三方评估,综合评分列贵州省18个脱贫摘帽县第一名,4月24日被正式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取得“减贫摘帽”的阶段性胜利!“胜利‘出列’之后,安龙县还有如期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和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更为艰巨的任务,民进中央和各级组织将一如既往支持安龙的发展。
深圳作为推开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是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城市,也是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而观测的设备正是研究所研制了10年的一种仪器——光学口径达300毫米、带激光的高速摄影机。
”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近12亿,贫困率也下降到10%。但贫困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之一,诸多发展中国家对脱贫的需求愈加强烈。随着世界减贫进程的不断深入,减贫难度持续加大。 “消除贫困是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近年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的减贫效果显著,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了世界减贫的主战场,这个地区占据了世界%的极端贫困人口”,“加快农村妇女经济赋权进展”联合计划全球协调员阿苏拉·奇亚里尼表示,“当前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他们主要分布于乡村地区。许多国家的妇女和儿童更容易受到贫困的影响。我们要开阔视野,充分认识世界各地贫困状况的复杂性,从多角度研究相关问题”。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更生表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下降到%。 “新型减贫合作伙伴关系正逐步形成” “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等事件频发,加剧了世界减贫事业的复杂性与反复性,降低了减贫效率,亟待我们系统、科学审视世界减贫问题。”埃米尔·阿卜杜拉谈道,我们需要继续共同努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乡村与城市以及贫困社区之间的技术红利差
不论是消费者,还是服务人员,都仰赖便利的公共交通。
查明案件后,受骗群众可向公安机关提出原路返回。
社会工作需要专门部门的推动,古镇社工委做得有声有色,要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作用,发挥统筹协调监督作用,推动资源整合,协同部门合力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推动古镇社会治理不断出思想,出经验,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始终走在前列。
同时,用人单位有严重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其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在省级以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