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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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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住建部门严打房产“黑中介”年内北京已查处221家经纪机构原标题：住建部门严打房产“黑中介”年内北京已查处221家经纪机构 无论买房、卖房或是租房，很大程度上都绕不开房地产中介机构，然而，部分房产中介为了赚取“中间价”，不惜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去提供居间代理、虚假材料或骗取购房资格等服务。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对于房地产市场乱象的监管整治行动，其中，运营操作不规范的中小型房产经纪机构成为监管层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数以百计的房产中介机构被查处。 以北京为例，《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北京住建委深入推进房地产市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共对221家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其中，重点整治发布委托手续不全、违规租赁、违法群租、虚假房源信息、商改住以及炒作“学区房”等房地产市场乱象。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住不炒”的目的是通过遏制住房投机性需求，合理有效引导买房需求，妥善保障保护住房消费。因此，无论是今年监管层持续收紧房地产调控政策，还是以北京住建委为首的加大对违法违规房产中介的查处力度，都是落实“房住不炒”的实际体现。 张波称，监管部门对于房产中介的“全面体检”，可以保障房地产交易市场活动规范有序，精准打击中介人员参与和助力炒房的行为，同时对于“净化”二手房源信息，增强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度均会起到积极作用。 事实上，从今年的监管环境来看，除了对中端加大查处力度外，无论是前端的房企融资，还是末端的消费需求，楼市调控政策均在持续加码。据中原地产的统计，2019年前7个月，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出台了307次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调控政策，这一频率比去年同期高出47次，并创历史同期新高。相对应地，是目前商品房销售情况以及上半年一度火热的土地市场，均有明显降温。(责编：孙红丽、夏晓伦)。大数据、小数据与全数据【现象】大数据浪潮下，一些企业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的小数据，并据此改善了相关产品。比如，相较于以往，现在的罐头和汽水瓶的盖子更容易打开，车门可以不费力地关上，而抽屉的开合也设计得更加顺滑。这缘于企业对一个细节的敏锐捕捉：随着科技发展导致的体力劳动减少、电脑和触摸屏导致的书写退化，人们的双手没有以前有力了。
善用“四力”，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已在学界业界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