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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孩子，还有一些选择。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缺乏影院的西部偏远地区来说，很多孩子可能整个童年，都没有走进过影院，看过的电影也很少。这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影视素养长期在低位徘徊。 2018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3到5年内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各地区要以不同形式让影视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使看电影成为学生的必修内容。推进下一代影视媒介素养教育迎来空前的机遇。 我们已经进入媒介社会和信息时代。如今对下一代的培养，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综合素质的培养，其中媒介素养占据重要地位，它要求学生要具备对媒介的使用能力、批判取舍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互动能力和创造力。 在国外，很多国家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正规教育，其中影视媒介素养教育最为普遍。20世纪60年代，日本部分学校开始进行影视媒介教育，学生通过看电影、评析电影的方式，了解大众媒介的传播特征。1976年，法国官方建议中学要用总课时量的百分之十来完成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在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开设，教师通过影视、动画、视觉艺术等手段培养学生的媒介思辨能力。20世纪90年代，英国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媒介教育，成为最早全面实施媒介教育的国家。 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已经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影视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海市是较早普及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地区。目前，上海大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兼职影视教师，各学校积极开设电影类课程、组织校内外影视活动。在北京，2009年前进小学利用毗邻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的地理优势，开始进行影视教育探索，通过十年的不断实践，如今已形成一套适应不同年级学生心理成长需求的电影课程教学计划。但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开展影视教育的中小学多集中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全面推广影视教育仍存在着很多困难。 如何让没有条件开设影视课程的地区的孩子也享受影视教育？针对中小学影视教育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在偏远地区影视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笔者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自2004年起连续十五年向文学院学生（主要面向免费师范生）开设影视教育专业课，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教师岗位，已将电影教育带入不少偏远地区中小学的语文课堂。除了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影视课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还通过暑期专业硕士班讲授、中小学语文教师短期培训等方式，在广大西部地区推广影视教育。 除了通过在中学小学开设电影课程、组织学生集体观影等方式开展影视教育，社会各界也在探索多种形式的影视教育实践活动。比如，自2017年起，每年暑期北戴河都会迎来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们在专业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下，从认识电影到学习电影、拍摄电影，用7天时间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营）地”，活动主办方北戴河同道电影坊，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的学术资源，将影视教育与研学旅行相结合，打造出了“教学游”于一体的实践项目，使少儿影视教育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创造”，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学生创造力、合作精神及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 提升孩子的影视媒介素养，要将影视教学纳入课程改革计划，走专业化路径。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对影视教育重视不够，没有意识到影视教育的必要性，存在着影视教育无人问津、选修课开设不起来等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共同努力，推进课程改革，早日让影视教育以选修课、艺术课或与各学科有效互动的形式进入中小学课堂。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还可以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等技术手段，打造立体化、数字化的中小学影视教育教材。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参与到影视教材的设计当中。
周恩来听后，分析了形势并指出：一方面育才师生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坚持教学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
高高悬挂照射出纯净的光效，给人一种不躁不争，安然宁静的心境!墙面用“竹影”壁灯装饰，取材于竹影映在窗上的传统文人景象，颇有“素壁斜辉，竹影横窗扫”的诗意。
根据大商所公告，粳米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是RR，交易单位为10吨/手。
目前全省33家创建单位在发展特色上各有千秋，如震泽丝绸、永联江南田园、贾汪香包、汤山温泉、泰兴银杏、大丰花海等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初步形成景区带动发展型、民俗文化依托型、生态资源依托型、田园观光休闲型等模式。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
记者调查发现，骗子们如今开始利用仿冒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诈骗，有的通过取“高仿名”冒充正规机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人工商执照、法人信息注册微信公众号实施诈骗。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认为公众号可信度较高，操作时很少点开详细资料了解公众号的注册、认证背景等。
至于说到家政服务的雇佣感或认为地位低下，其实这在哪个行业中不存在呢？只要在单位或公司，你没做到CEO，就必然要听命于一层一层的上级，即便是CEO也要听命于董事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我军资源战略管理的现状分析。
如何将学术研究与通俗科普和谐统一在文物出版物中，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薪传”问题。
反腐调查，如果可以有所查、有所不查，这种选择性反腐如何取信于民？*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词曲统观视角下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基于词曲共同的音乐文学本质、词曲在后世的共生互动现象，词曲统观自然地成为了研究词曲或曲史的一种重要视角。自南宋开始的词，从音乐性质的文体发展到与诗同等性质的不可歌的文体后，走上一条狭窄的雅化之路。至明代，词一方面接续这一创作路数，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而渐次案头化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曲”基因，令其即使在备受压抑的状态中也要顽强地去找寻适合的养分，因此出现大量词的曲化现象，词曲互动由此发生。《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词曲统观意识实际从明代追捧南宋《草堂诗余》开始建立。《草堂诗余》分类本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词曲一体的音乐唱本的意义，它与词的应歌性，或者说与“词的曲化”有密切的关联，又恰好在明代传播兴盛。相当一部分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文学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的尴尬。明词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模仿属“别一种曲化”，是从观念深层向“曲”的倾斜，是向词的源起——晚唐、北宋词吸纳“曲化”因子的过程。正因为明代有对词乃流行歌曲性质的认同，令《草堂诗余》得到了一枝独秀的流行，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遂使词家，特别是嘉靖及之后的词家不自觉地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大热，遂使“曲化”词在明中后期沿着流行歌曲之路发展，进而与“时曲”相亲近。其一是《草堂诗余》影响下词的创作及活动。从《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家评价标准的树立、词人创作风范的影响以及以陈铎为代表的对《草堂诗余》规模模仿作个案探查，了解到这“别一种曲化”在明代的具体表现特征为：“恒平俗”“以便歌”，以宣泄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为尚，以词“颂酒赓色”“于闺幨内奏之”为标准。通过考察陈铎《草堂余意》对周邦彦词的和韵词，可见陈铎《草堂余意》对《草堂诗余》的亦步亦趋，开始了明代文人宗“草”观念的形成。陈铎在创作实践上为明代文人以“草堂”风格为曲化标准创作树立了极端的典范，应属于明前期词之曲化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从而带动明代词人或多或少对《草堂诗余》加以模仿，效宋人词、和宋人韵之作层出不穷，而且所选词人词调大多出自《草堂诗余》。此类曲化词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二是“词曲共生”背景下词向散曲、剧曲及民歌小曲等时曲倾斜的创作及活动。明词受时曲影响而呈现部分曲化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从音乐功能上部分明词依然可唱，只不过是“依时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词风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倾斜与模仿。通过探查《魏氏乐谱》及明词序跋、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文献资料，寻找到部分明词可歌的依凭，认识到旧有流行歌曲性质的外在形态仍在明词中部分留有，进而通过文献查考，针对明词是以何乐何谱来表现词的音乐性这一问题得到答案，即“依时曲而歌”。通过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评点为例观词论家词曲融通意识的具体体现，认识到所谓“曲代词兴”“曲兴词亡”的提法实有偏颇，明人并不认同。“词亡”之真正含义在于“所以歌咏词者亡也”，然词又以今世之乐之谱仍发挥着它的音乐功能。且不管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明代确是南宋以来直至清词这一漫长发展阶段中词曲同源意识最明晰也最接近词之本体的时代。明词的时曲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前期：瞿佑存词较多，且区别于刘基、高启等政治精英类词人。他被认为开“明词曲化之先声”，然学界对曲化词的构成元素及渊源尚不清晰。但通过细致梳理瞿佑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对词集《天机余锦》与《乐府遗音》从版本、成因及词学表现方面深入探查，可以得出结论：瞿佑所代言明代初期词的时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词曲融通的路数。他开启了后来明人在词曲创作中进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为浓郁的世俗味道。第二阶段为明中后期：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小曲”，经过明前中期的民间酝酿至嘉靖年间形成风潮席卷全国。这“真的诗”对明散曲加以全面影响从而又转而影响到词。至此，明前期元代词曲的惯性延展，且告一段落。故明代中后期词的时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质及表达方式。通过吴中代表词人祝允明、唐寅，可以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词曲互动的实际状况。同时亦可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深受时曲影响下的词人词作情况作纵向梳理、选取明拟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调这一角度，进一步认识部分词调的时曲功能在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伴随着词体由雅变俗，散曲却由俗变雅，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相同的时代，施之于不同文体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不禁要感叹文学生态与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通过梳理南曲兴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倾向以及当时曲论中所反映出的词曲统观意识，认识到自南曲兴盛后，南散曲向词体的具体借鉴即雅化，仅止于花间婉丽型与北宋清雅型，并未逸出明词宗“花草”之范畴，可以说其雅化亦相当克制，属于适度融入，二者在此找到了共同的融合点。当然，明代散曲的词化，主要表现在文词上，已脱离了音乐文学的前提。这种雅化的重寻旧路，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雅俗之变、朴与华之交替已成为文学发展不断循环的轨迹。晚明散曲的词化现象姑且视之为文体自身的一种摆脱痼习的努力。开辟词曲兼擅家这一视角，对明代词曲家进行个案探讨，可以梳理出他们在由曲到词的文体转换中，自觉或不自觉间表现出的差异和共通性，从中发掘出词曲互动发生过程中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层面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如杨慎、高濂、施绍莘、王屋等明代词曲互动中具代表性意义的词曲家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透视点。同时惊喜地感知到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那活泼泼的生命火花，认识到文体研究不仅仅是从文体到文体，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及有生命的文字构建起来的。“词曲互动”所具有的开放性、融通性，恰是明代时代特征与文人精神的绝好体现，它昭示着一种状态，一种从观念到行止风貌皆显放达的人文状态。（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曲互动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气象局与扶贫基金会共建贫困地区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施麟）12日，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办的2019“向灾害SAYNO”暨小小减灾官全国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上，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共同的防灾减灾公益服务社会职能，合力在减灾扶贫预警发布相关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升面向贫困地区民众及贫困地区应急责任人的预警信息精准发布能力。
比如新华社记者“卧底”发现，有培训机构通过编造各种活动“截杀”消费者，即虚构一个截止时间，催消费者赶紧交钱。去年7月，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3个部门印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目前仍处于治理期，但一些骚扰电话源头企业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照常骚扰不止。治理骚扰电话，“卧底”记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线索新思路。首先，上述报道中“举报”了多家机构，对治理部门而言是有价值的线索。比如“中邦金融”“深海教育”通过招聘、培训电话推销员，对消费者进行电话骚扰，以及几家大型房产中介、互联网公司是信息泄露的始作俑者，对这些被点名的企业应严查重罚。此轮治理骚扰电话，已有企业受到处罚，但数量很少而且不太知名。如果从记者“卧底”发现的问题企业入手，对“中邦金融”等有组织的电话骚扰机构，依据《广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开出罚单，对涉嫌泄露个人信息的企业，依据《网络安全法》《刑法》等进行追责，才能有明显的震慑效果。其次，暴露出电信企业没有尽到责任。骚扰电话的存在，一般离不开电话卡，也离不开电信网络，为避免屡被投诉、标记，涉事企业推销员会不断更新号码，公司则统一办理170号段电话卡，可见虚拟运营商是骚扰电话的“帮凶”，这需要从严治理虚拟运营商，落实实名制。另外，三大运营商对骚扰电话缺少有效的识别和拦截手段，这一点也要治理。今年5月，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骚扰电话管控不力问题约谈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江苏、浙江、四川等问题突出的四省电信公司。6月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江苏省消保委就骚扰电话问题约谈该省三大运营商。虽然约谈也是一种治理手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约谈效果比较有限。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三大运营商开罚单。再次，治理骚扰电话应当多采取非常手段。骚扰电话的源头在哪儿，究竟如何运作，只有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新华社记者通过暗访、“卧底”等手段发现了部分真相，为进一步治理提供了依据，但不能只靠记者“卧底”，有关部门能否也采取非常规手段去取证、查处，也值得考虑，这不仅能查处个案，也能发现深层问题。要想有效治理骚扰电话，有关方面既要换位思考消费者的“愤怒与无奈”，也要看到电话推销企业、信息泄露企业的狡猾与利欲熏心，还要看到电信运营企业的麻木与失责，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期待加快出台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重罚电话骚扰违法行为。(责编：李仪泽(实习生)、仝宗莉)。影视创作应积极为社会发展赋能 当下，舆论格局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给影视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移动终端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猎奇、围观、消费娱乐心理被不断放大、满足。各种碎片化且掺杂着“星”“腥”“性”的内容涌向公众，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片面、虚幻、扭曲的现实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创作所具备的教育、引导与塑造功能亟须发扬，创作者应当在坚守弘扬主旋律这一创作核心的基础上，结合市场环境的新特点进行内容生产，既呈现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也关注当下中国人追逐梦想、艰苦创业的动人故事，更要放眼全球，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提出中国答案，为观众带来深刻而严肃的思想启迪与人生感悟。 1.革命历史故事：贴近市场，拉近观众心理距离 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的历程错综复杂，充满着不为人知的曲折和艰辛，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和表现角度。所以，讲好革命历史故事，一直是国产影视剧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影视创作日益繁荣，生产运营水平稳步提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迎来了空前繁荣，创作者们纷纷在类型化生产、商业化制作、产业化运营等方面下功夫，用市场力量进一步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发展。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召集187位明星参演，用“在电影院里数星星”的话题效应助力作品传播，创造了亿元的票房奇迹，形成了主旋律宣传与市场化营销、商业化制作相结合的新模式。从此以后，“数星星”成了该系列电影的标配——《建党伟业》参与的明星更多，场面更宏大，人物刻画更细腻，他们用精湛的演技深度解答了“为什么历史和人民会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建军大业》则尝试起用“新鲜血液”饰演处于历史舞台中央的青年英雄，将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与崇高信仰的价值传递有机融合，拉近了革命历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不止于此，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尝试凭借高知名度演员开拓市场空间的同时，还不断围绕着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行艺术创新和观念突破。宁海强执导的电影《勇士》借鉴类型创作的思路，融入大量动作元素，既呈现了密林作战、断崖作战、河谷作战、泅渡作战等热血激燃的战斗场面，又塑造了一批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类型片与题材的巧妙融合。类似的还有电影《百团大战》《血战湘江》《古田军号》《八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用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赋予革命历史故事以新的艺术生命，通过紧张情节和丰富细节让博大情怀落在实处，在商业化层面显出成效。 2.现实题材：深切回应火热的现实生活 影视作品理应通过精湛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潜移默化地走进广大观众的情感深处，浸润他们的心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文化消费日趋多样、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部分创作者的观念未能与时俱进，对作品的定位仍停留在“观念的传声筒”层面，主题先行、题材陈旧、剧情高悬等问题层出不穷。即便某些作品拥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也往往因表现手法、选材内容无法契合新时代观众的观赏需求，而难以被市场所接纳。 因此，影视创作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时代性，聚焦真实的社会现实、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艺术地呈现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世界。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运用强情节的剧情设置、生动丰满的人物塑造、明快紧凑的叙事风格，使为家国事业奋斗的伟大情怀深入人心；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小见大，用点带面，从三个典型人物个人命运的起伏，管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这三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沉浮，将人物选择与情节发展相互交织，按照真实性原则写出情感和人性，写活人物，甚至写出时代，契合了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越发严苛的审美诉求。 从受众接受心理来说，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由于刻画的是平凡人形象、流露的是普通人情感、表达的是个体与国家间的休戚与共，因而更容易被接受。近期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少年派》，以家庭、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样态。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实际却与整个时代图景相关联、相呼应——观众对苏明玉、林大为形象的推崇反映了当下国人拼搏奋斗、热爱生活的普遍心理，围绕苏大强养老问题，林妙妙教育话题的讨论则反映了国人对养老、教育问题的思考。针对这些大众普遍关切的领域和问题，影视作品用智慧的方式做出了解答，给出了方向，让观众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反思生活，从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国际传播：现代包容的中国形象不应“缺席”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为之瞩目。因此，在面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作品构建和平守卫者、发展促进者的形象，成为影视从业者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段时间以来，出口海外的中国影视剧题材比较单一，主要局限在历史题材。而受到海外市场青睐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大多数聚焦于武侠功夫、神魔玄幻领域。有的作品架空历史，悬浮于现实之上，充斥着视效炫技、权谋算计、暴力杀戮，将侠义精神、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的传达遮蔽或带偏，反而加深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猎奇心理。 要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一个现代包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当代中国形象在影视海外传播中是不应“缺席”的。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走出去领域捷报频传。《战狼Ⅱ》《红海行动》等军事动作影片燃情海外电影市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上映时出现座无虚席、场场爆满的景象；电视剧《生活启示录》在蒙古国创造了蒙古国家台的收视新高，主题曲《爱到底》被当地民众广为传唱；都市爱情剧《欢乐颂》、悬疑推理类网络剧《白夜追凶》登陆欧美市场……诸多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讲述新时期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人昂扬向上面貌的现实题材作品，在海外主流平台播出后大受欢迎，让世界观众看到了符合时代特征和现实状况的国家形象。 尤其是今年年初上映的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更具开创性意义。科幻题材是人类在现实基础上对未来展开的艺术想象，它看似远离生活，实则承载着人们对世界、对国家、对自己的认识和期待。《流浪地球》通过一个人类带着地球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向各国受众传达中国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努力的乐观精神，阐释中华文化中对故土家园饱含深情的人文情怀，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式表达。这部给人类未来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中国答案的作品，获得海外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为影视传播中国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我们所弘扬的时代主题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就会形成亿万人民共同前进与奋斗的合力，凝聚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争取国际话语权、赢得世界尊重和认可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影视作品作为具有教育、引导与塑造功能的文艺创作，需要不断挖掘并发挥出其巨大的推动力。 （作者：李群，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责编：韦衍行、丁涛)。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 周恩来是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贡献。
直击民生痛点“停车难” 在北京某媒体担任夜班编辑的小陈，对“停车难”问题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