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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子游说,各呈道术。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两汉时期,辞赋独霸,劝百讽一,铺张扬厉,成一时风尚。建安时期,五言隆兴,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并起,涌现一大批作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领风骚。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拨接一拨地出现,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群体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间有“竹林七贤”,西晋群才,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陆海潘江”。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还出现文学的高峰。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高原的形成,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具体来说,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政治时局等。春秋战国,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楚国扩建兰台宫。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稷下学风、兰陵良俗影响久远。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驺奭、屈原、宋玉等辩说文才。汉初,文儒不受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期,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开举贤良文学之士。汉宣帝时,承武帝功德,诸文士待诏金马门,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都视“建安文学”为文学高原。刘勰认为,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也与“世情”和“时序”有关。曹魏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贞曾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与读者的知音推赏、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缓”,有的“思之速”,文思无论快慢,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是读者推赏和品评。明代许学夷说:“(钟嵘)其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可知,称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文学高峰,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晋书阮籍传》就采信了这个故事。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如洛阳纸贵的故事。据史载,左思《三都赋》写成后“时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赋》确实写得好,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史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作《略解》”,这些注序,多嘉勉之词。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才使得《三都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这个故事,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欢文学、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通过品评和选择,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比较和择取,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诗品》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其中曹植、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序》说:“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里,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以“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世情”“时序”建构文学高原话语,又通过神笔、美谈、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负责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统一入口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建行镇江分行在智慧镇江APP开发中,科技赋能,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为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智慧镇江APP是由镇江市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大数据管理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实施开发、集成镇江市各类政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的移动应用软件,是服务于市民的智慧政务平台。智慧镇江APP主要为百姓提供查询办事两大服务。该行在了解到APP无法实现公共事业缴费后,迅速组建营销团队及技术服务团队,为市大数据管理局介绍建行在线缴费一口接入,单一对账功能,赢得了管理局的认可,最终选择使用建行的政融支付平台作为水电缴费、通信费充值等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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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源提到,以乌拉圭为例,2005年他到乌拉圭担任大使时,乌拉圭与中国的关系还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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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经验互相交流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南峪村的段春亭书记向中韩交流团讲述了中国三星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打造的分享村庄产业扶贫示范项目麻麻花的山坡脱贫案例。在紧邻北京的拒马河畔,南峪村在2014年底人均年收入还低于中国贫困线标准,长期的交通困难、耕地不足、产业缺失困扰村庄致富,然而短短四年后,南峪村2018年人均收入已达到7000多元,实现全村脱贫,是三星分享村庄项目为这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段书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6年项目落地后,南峪村瞄准北京市场,利用乡村风情,将闲置旧房改造成精美民宿,引入专业运营机构管理,打造商业品牌麻麻花的山坡。中国三星围绕客房服务、餐饮服务、接待礼仪等方面对当地村民进行了管家培训,提升民宿服务档次与质量,并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岗位。发展不但是要解决财富增加,更重要的是让村民分享好的居住环境、分享村庄资源、分享村庄发展机会、分享村庄发展成果以及分享村庄发展模式和经验。段书记介绍,南峪村采用组建经济合作社,搭建村民共享的股份制合作社平台,并引入精准扶贫机制嵌入股权设计,实现每年村庄收入50%用作村民分红,项目实施三年来已实现户均分红4182元。 这次访韩行程中,中国村长还集体作客被誉为韩国柿饼之乡的尚州市九湾里村,女村长郭灵美向大家介绍,村子已依托集体种植特产,结合旅游和生产体验以及线上宣传,形成一条致富的完整链条。村庄55户农家90%都从事柿子生产,每到收获季节,村里的柿子被统一送去做成深加工产品,占据韩国市场相当大的份额。同时,村文化体验活动也成为一大支柱产业,实现四季创收。村庄对资金实施科学分配管理,每年赚到的收益专门分出一部分用作投资。 分享农村复合产业的经验 两国农村产业的经验分享引起中韩团员和专家的极大兴趣,韩国六次产业专业顾问孙志成结合韩国农村经验,向大家介绍了韩国的农村复合产业发展战略。韩国农村也和中国农村一样,在城市化和国家整体产业升级的时期面临区域资本流出,人口老龄化,农村收入减少等问题。 孙志成分析称,要想通过农村复合产业实现持续增收,关键在于由专业农民等农村地区居民主导,利用地区自然环境创造出的附加值与就业岗位,带动农业以及农村地区发展形成资本,从而激活地区经济。 在交流环节,共同的话题让中韩村长和专家们打开了话匣子。韩国孙在根教授在听完南峪村的案例后分析道,韩国的农村合作社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一些依托产业或资源发展起来的村庄,后期往往会遭遇瓶颈,孙在根特别为在场的中国村长打起预防针:在政府和外界的扶持停止后,村庄寻找自主发展的方向是个难题。因此村庄脱贫后,还继续要打造品牌,要有自身独特的地方。 来自韩国的刘永倍村长则强调,村长对于乡村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理念,发展的目的应当更放在对村民幸福感的提升上,要让村民切实分享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 这次中国三星组织的赴韩国交流与培训对我启发很大,韩国农村产业融合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段春亭书记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我们下一步会借鉴韩国经验细化分配机制,形成乡村可持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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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人体脂分级参考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体脂百分比在6-10、女性体脂百分比在10-15的范围是体脂水平最好的状态,而当男性体脂超过20%、女性体脂超过30%则判断为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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