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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除了呼吁警方等加大打击力度之外，相关部门也应倒逼企业从治理源头多多思考和发力。
然而，通过人们呼吁极端天气时不要点外卖一事，以及人们不断呼吁关怀户外劳动者来看，我们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网友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是真的、充满善意的，但如何才能让关怀“一直在线”，不再时时呼吁？毕竟，临时性的关爱出现频率高就意味着长效性的、制度性的保障还远远不够——天热时为他们呼吁高温津贴、过年时为他们声讨欠薪、开学时为其子女入学而发声……真正关爱包括外卖小哥等在内的户外劳动者，在倡导大家不要在极端天气点餐从而减轻其工作量的同时，更应呼吁从完善企业关怀员工制度、提升基层劳动者社会价值等物质上、精神上的层面予以长远稳定的关怀。
出席本次高峰论坛的还有北京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田文，两界顾问吴季松、王友彭、张开逊、张明国，以及两界学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等200余人。透过暴行我们看到了什么13日晚、14日凌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非法集会的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非法禁锢、围殴、施虐执行采访任务的《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记者付国豪和另一内地旅客。我们对如此暴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方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些天以来，一次次暴力事件，让世人看清了香港所谓“和平示威”的真面目。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
央行日前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表示，考虑到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市场情绪有所波动，加之临近半年末市场预防性流动性需求有所增加，从5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适当加大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力度，并从6月中旬开始先后启动28天期逆回购操作和14天期逆回购操作，满足市场跨半年末流动性需求，平抑市场短期波动。
如今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众多的非主权“数字货币”即此也将相形见绌。
”（记者徐颢哲）(责编：韦衍行、丁涛)。澳前外长：没证据显示中国对澳进行政治干涉！ 《澳大利亚人报》6月3日文章，原题：鲍勃·卡尔：没证据显示中国在干涉澳大利亚工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拒绝承认中国对澳进行政治干涉或企图进行干涉，他只是说每个国家都在促进自身利益。 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卡尔说，在中国强势主导南海问题上，他和特恩布尔政府的观点一致。上周，自由党参议员吉姆·莫兰指出的一个残酷现实是，中国已然赢得在该地区的前瞻性战略和主导权，他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外交坚持我们关于国际法应该适用的立场外，我看不出澳大利亚还有什么选项。
在新疆兵团“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南疆师团加快发展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家电装配制造等传统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体现着“三方原则”，但目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较好，而企业团体和工会代表还存在着缺位、弱势等现象，容易削弱劳动争议仲裁权威性与公正性。
消防队站全面开放。
继续深化教学、科研两大改革，统筹院内、院外两方面人才，持续不懈搞好自身建设。
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是个复杂的辩证法，而非一道简单的算术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