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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图为1990年开设在中山西路上的上海华亭副食品交易市场一景。1985年4月22日，黄浦区宁海东路菜场的营业员在卖菜之余，还办起了“春季时令菜肴烧法吃法介绍会”，当年，该菜场的配菜供应（盆装菜），曾风靡申城。（图中站立者为该菜场营业员、市劳模楼光荣）。1984年3月8日，巨鹿路菜场“顾客评议台”前，一位顾客正在填写“服务意见表”，由于表述意见中肯、点评到位，意外获得了菜场方奖励给她的一只活鸡。1984年11月17日，南市区副食品公司曹家街菜场“三姑娘水产柜”的陶丽珍、郑青花、常玉妹三位营业员正在交流服务心得。当时，她们的事迹曾感动了无数的上海市民。 拍摄者说： 五六岁的时光，我几乎每天都随奶奶去菜场买菜。那时没人家里有冰箱，买菜是每日的必修课。大约五点多的样子，奶奶窸窸窣窣起床，朦胧中我一个激灵醒过来。必须去，菜场有我迷恋的奇景。 走进菜场，光线依旧昏暗，人们低声交谈，营业员在砧板上乒乒乓乓挥舞着寒气四射的刀具，恍若一场恐怖的梦境。每个摊位前边，稀稀拉拉排着队伍，在队伍的中间，排列着一长串稀奇古怪的物件——倒扣的箩筐、一团旧报纸、一段草绳、一只残破不堪的搪瓷碗，甚至是一小块竹板。这就是我所说的奇景，上海上世纪80年代菜场里的“影子部队”。 在取号机被发明并付诸实际生活之前，上海人民已经用自己的智慧发明了“结绳记事”般的菜场排队模块。放心，你的“影子队员”会受到公平对待，队伍挪动时，活人会帮你朝前顺位。 这个模块被所有人严格恪守。那么些年里，我很少看见排队的物件被人丢弃，或者两个人为一团揉皱的报纸或者一只搪瓷破碗的归属发生争执。其实你打算冒认也不会得逞，排队的人群里，总有个把神奇无比的人，有着抓摄网页快照般的神秘能力，能够准确无误地检索出。 30多年前，在五角场昏暗的室内菜场里，我游走在这对稀奇古怪的物件之间，若有所思，拍案惊奇，第一次感受到契约的力量。犀利的契约无需勒石以记，它刻在我们的心里。 如今的菜场宽敞明亮，找不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大部分露天菜场的影子。品种繁多的菜摊前，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营业员在吆喝着顾客卖菜，竖耳静听，怎么也闻不到昔日菜场营业员那熟悉的乡音。 翻开我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上海菜场照片，思绪又一次回到从前：清晨，顾客们去菜场摆篮头（排队）；凌晨三四点，近郊农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声响的载重黄鱼拖车，大汗淋漓地送菜进城。其中，最难忘的那一幕幕，便是我曾经采访、拍摄过的那些菜场营业员。 菜场营业员，那时，作为菜场的灵魂人物，真的让我深感可爱又可敬。老实说，那阵子，我喜欢逛菜市场——那时的菜场营业员多年轻女性，她们不矫揉造作，朴素的服装、不施胭粉的装扮，活脱脱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买菜时，温馨、亲切的语言，让人不想买她的菜也难。 80年代的菜场营业员是难忘的，80年代的“菜蓝子”工程也是可圈可点。那年代，白菜、青菜、黄瓜、茄子、西红柿、毛豆等时令蔬菜，大都来自本地种植，市郊农民种蔬菜很少用化肥、完全不施农药。冯骥才生活散文集《世间生活》写遍世间风雨《世间生活冯骥才生活散文精选》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冯骥才的最新散文集《世间生活冯骥才生活散文精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世间生活》辑录冯先生六十余篇生活散文，创作时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日，跨越近四十年，其中有《珍珠鸟》《灵感忽至》《往事如烟》等誉满天下的名篇，也有《结婚纪念日》《房子的故事》《为母亲办一场画展》等近年来冯先生描绘生活、描绘人世间的感悟之作。 《世间生活》：寻常生活，彰显人生智慧 冯骥才先生有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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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法律之剑止暴制乱，斩除瘴疠之气，刺破恶性毒瘤，还香港一个天朗气清、祥和安宁！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责编：曹昆)。大型桂剧《破阵曲》再现“抗战文化城”光辉历史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史竞男）大型桂剧《破阵曲》14日亮相“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首次在京公演。 《破阵曲》由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出品，在舞台上全景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光辉历史和动人故事，采用“群像式”手法，围绕国歌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予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五位文化人士在桂林时的经历与追求展开剧情，展现了在大后方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他们的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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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起，《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施行，一些法院开始在执行过程中对涉案标的物进行网络拍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