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论坛从产业实际出发,务实推进行业融合发展、人工智能加速落地。
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李廷栋年逾耄耋,仍关心着实验场建设。
在公司战略层面确定的创新业务上,公司和员工可以按照6∶4的股权共创子公司,这样一来,一大批核心员工和技术骨干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这或将意味着更多中国风格的高层街区、购物中心和新城镇将出现在肯尼亚、柬埔寨和斯里兰卡等国。
声明说:我认为,我所有的互动和关系总是被接受的,是自愿的。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说。
但是有一个条件,中国政府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您是不是过于乐观的? 04-0809:31林毅夫: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潜能,但需要很多努力,这样的努力是有争议的,未来中国要充分实现。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重复建设。
她说,4000部电影馆藏中,约170部有数码版本,过往每年可数码化20部电影,获拨款后增加人手和资源,每年可额外多做30部,“目标是5年后,1/10的馆藏有数码版本”。
比如互联网上传播着不少被网民称为“三观不正”的信息。
“平时寄快递、点外卖、送货都需要填写地址,但是楼外边墙上的地址不一样,不知道该写哪个。”笔者看到,其中一栋楼外较小的标牌上显示楼号为9号,但下方较大的标牌上写着“皇姑寺街5号院11”,两个楼号的数字完全不一致。同样,其他楼的楼号也对不上。据小区物业公司说,只标记楼号的标牌是开发商在建楼的时候安装的,下方较大的标牌为属地公安部门后装的。 “买了几样家具,我在楼下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再打电话给送货师傅,发现他在另外一栋楼下等我呢,都是楼号搞错弄的。”一位小区居民说,他现在寄快递只好将两个地址都写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