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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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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已成为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款规定本组织(联合国)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该条第7款又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大会于1970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进一步明确：每一国均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之不可移让之权利，不受他国任何形式之干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大通过的其他国际宣言也指出：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他国家施压，或在其他国家内部制造猜忌和混乱的手段;有义务避免从事任何旨在干涉他国内政的诽谤运动、污蔑或敌意宣传;有义务避免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借口采取任何动摇或破坏另一国家稳定或其任何制度的行动或企图。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也规定：成员国将避免干涉另一成员国国内管辖的内外事务，无论这种干涉是直接或间接、单独或集体行为，也无论有关成员国之间关系如何。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判决中指出，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谢锋说，外交和领事人员是派出国在接受国的官方代表，国际法对其职能有明确规定，要求他们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5条明确规定，外交和领事人员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之义务，并负有不干涉该国内政之义务。国际法院在解释为何必须确立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时说，这是因为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干涉别国内政)总是最强权的国家所为，会轻而易举地妨害国际正义。一语道破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实质。　　谢锋指出，从过去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外国强权干预之害。近期，个别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甚至威胁取消香港的经贸待遇、对特区政府官员进行制裁。这些国家的副总统、外长、议长、议员、驻港领事等频繁同港独激进势力会面，睁着眼睛说瞎话，将暴力行为说成是美丽的风景，颠倒黑白地诋毁诬陷香港警队，无中生有地指责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恬不知耻地声称其外交官同世界各国反对抗议人士会面，不只在中国香港。这些人以赤裸裸的言行，公然蔑视不干涉内政原则、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谢锋强调，干预别国内政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损害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动乱的根源。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尊重法治的正义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捍卫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广州日报：期待读码让更多商品可溯源原标题：期待读码让更多商品可溯源8月1日起，全国海关推广“单一窗口”商品条码申报功能，适用范围将逐步扩大到所有商品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