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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没有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是少数，在国共斗争中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间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可低估。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能忘记，即周恩来领导的党的隐蔽战线所作的贡献。　　简而言之，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以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为国际政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从数量上看，对周恩来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内容涉及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关于周恩来的革命、外交和军事生涯的著述较多，而且不乏综合性的论述；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具体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第二，周恩来的个人经历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身处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时常很微妙。这使得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述和评价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响周恩来喜、怒、哀、乐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难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有许多共性。例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献精神，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等。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周恩来曾有机会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帅才，而全力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关于1921年参加在欧洲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党员的党龄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争论，此事涉及到这些人是否应作为党的创建者。为使七大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周恩来主动表示，他的党龄从1922年算起，从而平息了这一争论。　　第二，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部下犯错误，他会批评教育，同时自己也承担责任。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艰难时刻，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意见最为分歧的时期，特别是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是维系党的团结、国家团结的支柱，同时也是保持党和国家工作运转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难言之隐，其功过是非总由后人评说。政治家处理问题，做出抉择，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设想。尤其在危难关头，他们常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内心的磨砺，内心的强大都是人们难以想见的。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绝非是为个人的声誉，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保护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发生的历史转折，表明了周恩来这样做的价值，也体现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认为，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无论是对外国政要，还是对普通百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爱是无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我们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而周恩来恰恰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斗争，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识，始终富有人情味。我以为，在周恩来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是跨越时空的。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四问上海迪士尼：翻包、“双标”，凭什么？！视频介绍来源：近日，因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且要翻包检查，上海迪士尼乐园（以下简称“上海迪士尼”）被一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告上法庭。上海迪士尼回应：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经查，美国和法国的3家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禁止消费者携带食物进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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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患有某种疾病的限制入内；第二类是超过一定年龄的孩子才能入场；第三类是按照身高划分，个子低于多少厘米的不准入内。这三类限制，除了第一类很少有人会拿自己的小命冒险之外，其他不论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身高，都会受到一些挑战。　　一些家长受不了子女的软磨硬泡，即便不满足年龄要求，也会抱着侥幸心理谎报。一旦出事，游乐场和管理员的责任却难以开脱。因此，管理者倾向于使用更客观、更准确的指标——身高来衡量参与者是否满足条件。于是，很多游戏设施的入口都立着一根带着身高刻度的标杆，家长不负责任和管理员不具备准确识别能力的矛盾由此解决了。　　然而，一些刺激性不强、危险性不大的游戏设施并没有明确的身高限制标准。如果条件限定在110厘米，游乐场就会损失100~110厘米身高之间的游客，如果条件设定在100厘米，100~110厘米身高之间的孩子又可能出事。怎么办呢？一些游乐场的解决办法颇为巧妙——如果家长愿意陪同孩子，条件可以适当下调，比如本来要求身高110厘米，有家长陪同就可以降低到100厘米。这样，游乐场就在明确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把照顾孩子的责任转移到了家长身上。　　久而久之，游乐场的规则就形成了。几乎没有家长会质疑管理员，为什么孩子不能玩？为什么家长陪孩子就可以降低身高？家长不轻易挑战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原因在于规则背后的责任机制已经非常清晰。　　在游乐场里，通过明文规章、身高测量、家庭陪伴和管理员约束，最终形成了一个既能满足孩子娱乐需求，又能确保孩子安全的责任共担机制，参与游乐的各方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如何保护孩子。　　其实，在电子游戏中也存在非实体的“游戏场”，有着跟现实游乐场一样的规则和标杆。　　随着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游戏生产商明确限定了游戏参与者的年龄，但也会遇到与游乐场一样的挑战：无法准确识别用户。游戏经营者，也就是游戏场的管理员，难以控制不符合游戏年龄限制的用户。即便是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也难以把虚报年龄、“踮脚尖”的小用户们屏蔽在游戏之外。　　近日，腾讯在《王者荣耀》中启用了人脸识别验证的功能，将用户真实面部信息与公安权威数据进行比对。通过这种做法，增加了精准的标尺，会提升游戏场的管理水平。数据显示，12周岁及以下未成年用户平均游戏时长，相比校验前下降46%，12周岁以上未成年用户平均游戏时长，相比校验前下降24%。应当说，基于技术上的主动创新，腾讯用互联网思维践行社会责任，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　　但是，再精准的标尺也需要家长的配合，看看游乐场那些哭着、闹着，执意要去玩游戏的孩子们，哪一个是被管理员拎出来的？还不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家长一定会想方设法、连哄带骗地把孩子弄走。但在虚拟的游戏场中，为什么孩子出了问题，大部分家长都会把责任推给游戏经营者呢？这就是家长不在场的无责感在发挥作用。所以，在游戏企业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政府部门拿出公共数据资源来实现标尺的精准化之后，家长也需要承担起相应责任。家庭已成为中小学生上网的第一场所，家长不能再把不在场的无责感作为孩子出问题之后追责的底气，而要反思如何构筑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　　需要整个社会达成的新共识是：无论是在游乐场，还是在虚拟的游戏场，家长和管理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人。在虚拟的“场域”中，共同责任人应该如何划分责任和承担义务？在数字时代，作为管理员的互联网企业要不断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家长也需要启蒙，从而形成虚拟游戏场的规则与秩序。（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为全球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国际论坛）　　■中国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援助、资金支持和发展解决方案　　　　　　中国用仅占全球9%的耕地和%的淡水，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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