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不要失去希望拥有希望的生活是美好的,拥有希望的日子是阳光灿烂的。尽管在购彩的日子里,更多时候我们会面对投注未果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希望。
海清的担忧,似乎可以缓一缓了。
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应明确不同执法主体的监管职责,建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食品安全执法。
但他是否在试图推动亲华倾向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离岸贸易来看,以新加坡和我国香港为例,其离岸贸易规模都很庞大,分别在2005、2006年超过转口贸易,成为最主要的贸易方式。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表示,今年以来,央地合作主要通过股权划转的方式,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持股,由点到面,主要集中在钢铁、铝业、锡业、商贸物流等竞争性产业。
1942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汇报时说:“(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小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原谅了对方,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以日本农业育种模式为例,日本全国目前只有两家大型育种公司,许多小规模育种作坊培育的种子品质其实并不差,但是因为没有打通下游,所以附加值较低。
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我赞同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经济向全世界开放表示赞赏。
所谓“二选一”,是指部分电商平台为了追逐商业利益、打击竞争对手,要求合作商家只能入驻一家网络销售平台,不能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的行为,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每当电商促销节来临时,“二选一”问题就会被频繁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