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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一串》是这么描述弯葱的：“在老汤里调味？不，不！弯葱已经厌倦了匪兵乙这种龙套角色，如此偶然又命中注定，对弯葱和肥肠来说，这是它们要抓住味蕾、扼住命运、成为主角始料未及的相逢。”　　让两位导演非常得意的是，两季中的文案现在被很多烧烤店引用。张岳明曾在主打老北京口味的一家北京串店看到墙上写着：“吃我们家的串，心里的那点冰碴子都化了。”有的烧烤店菜单还模仿第一季的分集：“无肉不欢”全是肉串，“来点解药”全是素菜。　　这种写稿风格始于《人生一串》第一季拍摄前的调研，当时两人分别为《人生一串》的公众号写稿，每篇2000到3000字，记录烧烤店的特色以及老板们的故事。　　选店　　拒绝过强的商业诉求　　味道之外还有两个标准　　到了第二季，《人生一串》成了金字招牌。陈英杰收到了很多毛遂自荐的店铺，但无一例外，都被他拒绝了。“商业诉求过于强的话，首先我们就是排斥的。另外就是，这样的人很容易在镜头面前表现出种种不自然，这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性。”　　到底什么样的店才能入《人生一串》的法眼？味道之外，摄制组还有两个标准：　　第一，气氛。张岳明以铁岭举例，开始选出了9家，一路吃下来味道都不错，但最后入选的只有第9家，因为前8家装修都很时尚，只有第9家，铺着大炕，食客进门上炕，喝着酒撸着串，才有地方特色。　　第二，老板。拍沈阳的烤鸡架，张岳明备选了两家店。两家店考察下来，张岳明觉得还是对斌哥家的店有感觉。“我看当时他发的两条朋友圈，一条是下雨天，斌哥顶着一个小铁盆自拍，配文是：‘老天，你就玩我吧！’另一条是斌哥回家路上，一条流浪狗一直跟着他，直到上楼。”张岳明微信里加了很多烧烤店老板，很多老板的朋友圈只是广告，“今天大酬宾、明天打折这样的消息”，张岳明觉得那是买卖，不是人生，而斌哥属于对人生有标准的人。　　情义　　两季建了俩老板群　　有时切磋烧烤业务　　两季《人生一串》改变了许多烧烤店的命运，第一季的店普遍生意好了，有的小摊变店面了，有的则是小店变大店了，茄子妹还有了孩子。第二季把这些变化剪进了片头，给惦记他们的观众一个交代。　　实际上，两季《人生一串》的拍摄中，摄制组和烧烤店老板之间一直没断了联系。他们还各自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第一季的老板群叫“人生一串兄弟连”，第二季则叫“串2主角集中营”。陈英杰曾试图让两个群合并，结果谁都不答应。“第一季说不行，我们第一季的要在一起，他们（第二季）在一起。其实老板们都没见过面，只是在屏幕上、在影像里相遇了，但是现在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团体，大家很熟悉一样。”　　两个群也保持了烧烤店的本色，白天没人互动，大家都是晚上精神。“比如说谁的节目播了，尤其在播出期间就互相聊一聊。有的烤特殊的某种食材，他们还互相交流一下，用的什么手法，选的什么辣椒。”到后来，聊业务的都改成私聊了，大群主要是老板们发个小红包，给自己或者亲戚拉个票用。没错，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日常。　　（文/祖薇实习生宋豆豆统筹/满羿）(责编：刘婧婷、丁涛)。专访：“中国探索的发展之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访厄瓜多尔外长瓦伦西亚　　新华社基多8月14日电专访：“中国探索的发展之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访厄瓜多尔外长瓦伦西亚　　新华社记者郝云甫　　厄瓜多尔外长何塞·瓦伦西亚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个在村民们眼中的“好孩子”，因赌博输钱对公交车实施纵火的行为无疑给这个小村庄扔了颗炸弹。　　2014年7月17日，犯罪嫌疑人欧文生的母亲石心福对着自己的丈夫欧大林大喊。石心福精神有点问题，没有人理会她。她喊急了，欧大林大叫一声，“文生犯的事一辈子都回不来！”　　文生出的事多大呢？在近尾洲镇诸雅村呆了几十年的老支书陈少华说，“记者、警察从没来这么多，电话没接这么多，车子从没这么多。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唐方裕第一个发言，“中办提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找差距，不以巡视发现的问题代替主题教育检视查摆问题，不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题，不以基层单位和干部职工的问题代替班子及成员的问题。

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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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捐献”虽然是个案，但恶劣影响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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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时报》驻外记者了解，这次事件并不简单，可能已经遇害的两名中国人是被一名韩国人带到巴基斯坦进行传教活动的。巴基斯坦《新闻报》11日也发文披露称，这两名中国人和已转移回国的另外11名中国人，去年11月持商务签证到达巴基斯坦，其中9人为女性，隶属于一个神秘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