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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联合创始人向结婚三年的妻子提出离婚

  • 2025-11-30 19: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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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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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权能否独立成为具体人格权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直到《民法总则》间接确立数据权,配合《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关于数据权的规定,数据权独立成为人格权才被真正确定下来。未来,在民法典的编纂中,已经确定人格权法将独立成编,在这个大背景下,数据权必将从隐私权中独立,成为继隐私权从名誉权中独立之后的又一民事权利大进步。但仍有三点需要立法者充分考虑:一是数据权与隐私权必须划清楚界限;二是数据权要界定大数据边界问题;三是数据权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经济发展现状,不能过分限制数据商业化使用,如何平衡公民权利与商业利益关系考验立法者智慧。  社交电商监管将明显加强,社交平台将成为监管重中之重。社交电商虽然被《电子商务法》纳入到法律监管体系,但该法却没有对社交电商做出具体特殊性规定。有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关于社交电商的专门指导意见,未来出台的规则,将从反传销、强化平台责任、明确第三方平台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多个角度完善社交电商法律治理工作。社交平台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监管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社交电商(微商)的电子商务法规制,还是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评估,或是微博新规和互联网直播新政策,都针对互联网社交活动。最近一两年立法的趋势,是将社交活动类型化,按照类别统一加强管理。  突出平台责任成为移动互联网未来规制的重点。平台责任不单纯是法律责任,还包括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是变量,根据平台大小、受众多寡和影响大小不断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平台责任又是不一样的。当平台主体责任概念提出后,变量与基数这两大数值不断在影响着立法与执法思路。有一个明确的趋势是,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不断地从自律层面,被立法累积变化成他律层面。这种变化最近几年初见端倪,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会愈加明显。  5G突破与落地将引发法律应对标准与规范讨论。5G不单纯是技术变革,一旦普及,无人车、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变为现实,将从根本上改变移动互联网,带动移动互联网全面升级。第一,无人车将突破技术瓶颈,在信息传输方面,5G将开启畅通大路。第二,移动终端将全面变革,处理器将逐渐被接收器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可携带、可穿戴的人工智能设备将有巨大发展空间,有可能会产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内容分发、内容制作平台将出现大规模与电信产业合并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技术中立原则被搁置之后,渠道变革与自主权的可能性凸显出来,内容平台必须要有渠道做支撑,平台分发有可能会受到电信产业的巨大影响。技术发展必然会引起法律集中应对。2019年也许将成为打开未来之门的关键性年份。  知识产权保护继续得到加强并呈现三大趋向。未来,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大IP将成为在互联网竞争中最核心的竞争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对互联网内容创造的保护。有知识产权的内容,而非商业模式才是支撑互联网的核心。未来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发展有三大趋向:一是避风港规则将逐渐弱化,红旗规则将逐渐占据主流,这种趋势已经体现在执法层面,未来可能会落脚在立法修法层面;二是广告收益或成为知识产权付费的主要来源。三是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将会前所未有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财产权部分前所未有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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