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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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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脸带伤痕，但他的神情依然轻松。从前来探望的香港市民手中接过一束鲜花，他露出了开心的微笑。13日晚，《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国际机场遭遇暴徒的围殴和非法禁锢。随后，救护人员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治疗。14日上午，过百名香港市民带着鲜花、水果、慰问卡等，自发来到医院探望付国豪。在面对暴徒时，付国豪高呼“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现在可以打我了”。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开来，无数市民被付国豪的举动深深感动。“他非常勇敢，说出了香港大多数普通市民想说的话。”35岁的市民林伟文说，许多市民都认为警方过去两个多月以来专业敬业、理性克制，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止暴制乱。林伟文是特意请假从上班的地方赶过来的，路上花了1个多小时。他带上了精美的果篮和月饼。他说，13日暴徒对这位记者的恶行已经包含了恐怖主义的成分，这是完全践踏文明底线的行为。“送上水果和月饼是祝愿他早日康复，也想告诉他很多市民都支持他。”前来探望的市民中，坐着轮椅的邓雅文较为显眼。她说：“他在机场的表现很震撼，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虽然我腿部骨折、行动不便，但还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来探望他。”39岁的邓雅文是13日晚上了解到付国豪被殴打，当时她就很生气，直到次日凌晨3时多都未能睡着。“对于施暴者的恶行，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难以忍受。”她说，周围大多数市民都是爱国爱港的，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谴责恶行，强调暴徒不能代表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对同胞做出这样的恶行，根本就是突破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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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光作于一九七一年七月。”钤印：杨之光（白文）。此作是中国美术馆于1979年从广州购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旧址原为番禺学宫，始建于1370年。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在此地以国民党名义开办农讲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办过6届。前五届由彭湃主持。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毕业318名，人数为历届最多。毛泽东任所长。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此外还有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研究各地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且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学员们学习期满后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运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红日照征途》描绘的就是当时毛泽东送别毕业的学员奔赴各自“征途”的情景。作品以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庭院为背景。此稿为第五稿，由前四稿的横式变为纵式，所描绘的人物更加紧凑，主体也显得更为高大。从构图来看，人物还是采用了三角形构图法。此图主体部分为三人一组，客体部分五人一组。主体部分——毛泽东和两个农民学员，走在泮池拱桥上，桥面为大青石板，两侧为大理石栏杆，栏杆的右下侧是茂盛的葵叶，形态秀丽。毛泽东走在桥面中间位置，人物造型准确、生动，面部设色时留出光影。杨之光画人物一向以精准为原则，造型写实、用笔写意，吸收了西方对水彩和光的表现手法。毛泽东着中山装和布鞋，用墨笔勾勒，设色淡雅，虽是革命的领导者，但装束十分朴实。两个农民学员边走边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和叮嘱。右边的农民学员包头打扮，肩背包袱、手持雨伞，还系着绑腿，粗笔勾形，重墨设色；左边的农民学员，身背斗笠、系腰挽裤，重笔勾形、赭石上衣，黑裤重色，与毛泽东的浅淡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杨之光反其道行之，将伟人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置于学员中间，以此表现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与农民兄弟融为一体的优良作风。此幅作品虽然创作于“文革”时期，却完全不同于“文革”期间流行的“高大全”“红光亮”的画法，使毛泽东平易近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客体部分有农民学员三人、革命军两人组成，占的画面虽小，却有燎原之势，之后的红旗寓意着后面跟有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画面的左侧有一株Y形两枝粗细不等的高树直至画外，通向天际，树干以双勾法画成，干湿笔皴染，画有节疤，凸显其沧桑之感；枝条、树叶分别以没骨画法画出浓淡，以营造出空间感。与之相呼应的是画面右上方的两株火红的红棉树，红棉树又称英雄树，两株绽放的英雄树寓意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前景光明。英雄树前是大成门，气势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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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爽还指出，农资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这一直是危害农民权益，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一个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