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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调查，如果可以有所查、有所不查，这种选择性反腐如何取信于民？*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词曲统观视角下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基于词曲共同的音乐文学本质、词曲在后世的共生互动现象，词曲统观自然地成为了研究词曲或曲史的一种重要视角。自南宋开始的词，从音乐性质的文体发展到与诗同等性质的不可歌的文体后，走上一条狭窄的雅化之路。至明代，词一方面接续这一创作路数，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而渐次案头化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曲”基因，令其即使在备受压抑的状态中也要顽强地去找寻适合的养分，因此出现大量词的曲化现象，词曲互动由此发生。《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词曲统观意识实际从明代追捧南宋《草堂诗余》开始建立。《草堂诗余》分类本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词曲一体的音乐唱本的意义，它与词的应歌性，或者说与“词的曲化”有密切的关联，又恰好在明代传播兴盛。相当一部分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文学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的尴尬。明词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模仿属“别一种曲化”，是从观念深层向“曲”的倾斜，是向词的源起——晚唐、北宋词吸纳“曲化”因子的过程。正因为明代有对词乃流行歌曲性质的认同，令《草堂诗余》得到了一枝独秀的流行，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遂使词家，特别是嘉靖及之后的词家不自觉地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大热，遂使“曲化”词在明中后期沿着流行歌曲之路发展，进而与“时曲”相亲近。其一是《草堂诗余》影响下词的创作及活动。从《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家评价标准的树立、词人创作风范的影响以及以陈铎为代表的对《草堂诗余》规模模仿作个案探查，了解到这“别一种曲化”在明代的具体表现特征为：“恒平俗”“以便歌”，以宣泄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为尚，以词“颂酒赓色”“于闺幨内奏之”为标准。通过考察陈铎《草堂余意》对周邦彦词的和韵词，可见陈铎《草堂余意》对《草堂诗余》的亦步亦趋，开始了明代文人宗“草”观念的形成。陈铎在创作实践上为明代文人以“草堂”风格为曲化标准创作树立了极端的典范，应属于明前期词之曲化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从而带动明代词人或多或少对《草堂诗余》加以模仿，效宋人词、和宋人韵之作层出不穷，而且所选词人词调大多出自《草堂诗余》。此类曲化词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二是“词曲共生”背景下词向散曲、剧曲及民歌小曲等时曲倾斜的创作及活动。明词受时曲影响而呈现部分曲化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从音乐功能上部分明词依然可唱，只不过是“依时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词风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倾斜与模仿。通过探查《魏氏乐谱》及明词序跋、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文献资料，寻找到部分明词可歌的依凭，认识到旧有流行歌曲性质的外在形态仍在明词中部分留有，进而通过文献查考，针对明词是以何乐何谱来表现词的音乐性这一问题得到答案，即“依时曲而歌”。通过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评点为例观词论家词曲融通意识的具体体现，认识到所谓“曲代词兴”“曲兴词亡”的提法实有偏颇，明人并不认同。“词亡”之真正含义在于“所以歌咏词者亡也”，然词又以今世之乐之谱仍发挥着它的音乐功能。且不管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明代确是南宋以来直至清词这一漫长发展阶段中词曲同源意识最明晰也最接近词之本体的时代。明词的时曲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前期：瞿佑存词较多，且区别于刘基、高启等政治精英类词人。他被认为开“明词曲化之先声”，然学界对曲化词的构成元素及渊源尚不清晰。但通过细致梳理瞿佑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对词集《天机余锦》与《乐府遗音》从版本、成因及词学表现方面深入探查，可以得出结论：瞿佑所代言明代初期词的时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词曲融通的路数。他开启了后来明人在词曲创作中进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为浓郁的世俗味道。第二阶段为明中后期：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小曲”，经过明前中期的民间酝酿至嘉靖年间形成风潮席卷全国。这“真的诗”对明散曲加以全面影响从而又转而影响到词。至此，明前期元代词曲的惯性延展，且告一段落。故明代中后期词的时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质及表达方式。通过吴中代表词人祝允明、唐寅，可以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词曲互动的实际状况。同时亦可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深受时曲影响下的词人词作情况作纵向梳理、选取明拟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调这一角度，进一步认识部分词调的时曲功能在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伴随着词体由雅变俗，散曲却由俗变雅，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相同的时代，施之于不同文体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不禁要感叹文学生态与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通过梳理南曲兴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倾向以及当时曲论中所反映出的词曲统观意识，认识到自南曲兴盛后，南散曲向词体的具体借鉴即雅化，仅止于花间婉丽型与北宋清雅型，并未逸出明词宗“花草”之范畴，可以说其雅化亦相当克制，属于适度融入，二者在此找到了共同的融合点。当然，明代散曲的词化，主要表现在文词上，已脱离了音乐文学的前提。这种雅化的重寻旧路，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雅俗之变、朴与华之交替已成为文学发展不断循环的轨迹。晚明散曲的词化现象姑且视之为文体自身的一种摆脱痼习的努力。开辟词曲兼擅家这一视角，对明代词曲家进行个案探讨，可以梳理出他们在由曲到词的文体转换中，自觉或不自觉间表现出的差异和共通性，从中发掘出词曲互动发生过程中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层面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如杨慎、高濂、施绍莘、王屋等明代词曲互动中具代表性意义的词曲家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透视点。同时惊喜地感知到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那活泼泼的生命火花，认识到文体研究不仅仅是从文体到文体，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及有生命的文字构建起来的。“词曲互动”所具有的开放性、融通性，恰是明代时代特征与文人精神的绝好体现，它昭示着一种状态，一种从观念到行止风貌皆显放达的人文状态。（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曲互动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气象局与扶贫基金会共建贫困地区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施麟）12日，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办的2019“向灾害SAYNO”暨小小减灾官全国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上，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共同的防灾减灾公益服务社会职能，合力在减灾扶贫预警发布相关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升面向贫困地区民众及贫困地区应急责任人的预警信息精准发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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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我将倾尽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　　　　　　二胡演奏家的成长之路　　马向华学习二胡纯属偶然。四五岁时，她去济南少年宫参加面试，因为唱《绒花》唱得泪流满面，被现场的二胡老师一眼看中。“老师大概是想，这么小的孩子就对音乐有着如此敏锐的感受力，太适合学二胡了吧。”回忆起往昔，马向华笑着说。　　在少年宫的学习，敲开了马向华二胡艺术的大门。因为学得不错，父母决定让她试着考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下文简称附小）。为了考学，她开始了3年的“魔鬼训练”。那是一段令她时隔多年回想起来，还觉得“很苦”的日子。　　“真的很苦，每一个音符必须严格，必须准确，跟在兴趣班时拉琴完全不一样。”马向华说。虽然苦，但是那3年的训练，被马向华看做是自己艺术道路上第一次“质”的飞跃，让她懂得了学艺术，后天的努力极为关键。　　考入附小后，马向华被“植入”更为专业的学习土壤，很快获得了艺术上的第二次飞跃。那时，附小有一支名为“小小演奏家”的队伍，由学习二胡、琵琶、笙等乐器的若干学生组成。因为能力突出，马向华也是其中一员。“小小演奏家”经常代表学校在国内外巡回演出，登上大大小小的舞台，对马向华提高演奏水平、丰富舞台经验、增强自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这样一路从附小、附中，再到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刘长福、李恒、田再励等诸多胡琴艺术家，马向华完成了高水准的专业训练和丰富的舞台实践，形成刚柔并济、优美清新的个人风格，成为各类二胡比赛中的常胜将军。1997年起，她已在国内和香港、台湾、日本、北美等地举行了数十场独奏音乐会，录制了十多张个人音像专辑，其中包括多种风格及大量高难度的二胡曲目。因为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她还被许多著名作曲家如黄安伦、陈其钢、谭盾、石井真木（日本）指定为音乐会的合作对象，享誉海内外。　　坚守初心的耕耘者　　2001年，马向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彼时，她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二胡演奏家，海内外很多乐团邀请她，但马向华一心一意想要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我从没想过要从事别的职业，唯一的想法就是当老师。”毕业后，她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并于2012年成为硕士生导师。目前，她带的学生中既有中学生，也有本科生和研究生，跨度很大。　　“对待不同年龄的学生必须得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马向华说。在18年的教学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大量二胡专业的好苗子。在她看来，想学好二胡，学好任何一门艺术，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真诚的态度，要一直抱有坚定执著的追求信念”，因为“做任何事往往都是一时容易一世难”。　　二胡演奏是天赋与努力的双重结合。天赋即一些硬性条件，比如手指细长、有韧性，手臂修长等。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音乐的敏感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乐感。“在音乐中，音符只存在于表面，能否展现出音符背后的灵魂或形象，对演奏者是极大的考验。只有具备乐感，才能体味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马向华说。　　努力就是要不断练习。“每一次练琴都是对艺术的精雕细琢，只有不断打磨，一遍遍地抛光，才能成就伟大的艺术品。”马向华向来都是这么教导学生的。她不仅要求学生勤学苦练，多年来还坚持带领他们到全国各地巡演，创造更多登台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除了严格的专业训练，马向华还倾注了大量心力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名合格的教师光传授技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育人”，在马向华看来，学习音乐包括民乐，对于孩子们来说，获得的不仅是一种技能、技巧，还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精神世界，所以教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内在，以身垂范，引领孩子们通过音乐更好地激发自己智力的、道德的、审美的世界。　　对“根”的寻求与回归　　二胡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传统乐器。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门传统艺术，一直是马向华在教学中思考的问题。　　近些年，民乐与西方音乐合作的现象日益增多，马向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传统不能自我封闭，一定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在交流合作中汲取他人的元素丰富自我，这样民乐才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她也指出民乐自身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知道最终的方向在哪里，要坚守住自身最独特的东西。　　“包括二胡在内的民乐，只有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在世界上占据独特优势。”马向华表示。2013年她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民乐学科主任后，经常会组织开展一些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和讲座，邀请专家授课，内容包括戏曲、民歌以及其他非遗文化。她坚信“只有为学生注入更多的传统基因，民乐发展的根基才会更牢固和扎实”。　　这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给民乐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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