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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13日暴徒对这位记者的恶行已经包含了恐怖主义的成分，这是完全践踏文明底线的行为。
就是和革命战友、妻子邓颖超，他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内容，始终都不讲。“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976年1月7日深夜对吴阶平大夫说的话，成为周恩来同志留下的人生最后的话。 严于律己，周恩来同志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他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他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的衬衣睡衣袜子补了又补，住的老旧平房不准修缮。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的全部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家风建设，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托人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弟弟到内务部工作，周恩来同志要求安排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侄女、侄儿从插队地方参军入伍，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动员他们一个回到农村当农民、一个到边疆当牧民，扎根艰苦地区接受教育、锻炼成长。 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周恩来同志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1958年视察杭州时，他携带的枕巾是剪去中间的破损部分缝起来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就换了条新枕巾。他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其他场合，他还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周恩来同志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把握处理大事小情，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党的要求为先，自觉担当示范责任，发挥“头雁效应”。他立言立行、率先垂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点滴中显美德，留下许多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感人故事，为人民群众广为传颂，感召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的人格力量集中体现着党的优良作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周恩来同志就是党员领导干部政德修养的光辉榜样。每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把握讲政德的时代内涵，深入学习周恩来的崇高风范、高尚品德和伟大精神，严格自我要求，时刻警醒自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锻炼，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规规矩矩用权、坦坦荡荡为官，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香港机场暴行引发强烈谴责 乱港行径激起众怒8月15日报道在近两日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集会中，示威者恶意瘫痪机场运作，更有暴徒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力行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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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还会越来越注意到利用金融市场反应作为贸易战中打击对方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此次中美贸易战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力。金融市场反应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他国与中国间的贸易争端;国内外金融机构对此次贸易战的关注也远远超过此前近20年里任何一次贸易战。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开放度的持续加大，预计中美贸易争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将日趋显著，上述制衡、打击等的作用也会同步增强。 即使在仅仅涉及货物贸易的狭义贸易争端中，我们也需要把金融市场视为潜在可能性巨大的贸易战工具。因为无论口头争论与威胁多么激烈，无论已公布的加征关税、贸易禁运清单规模多么庞大，涉及的产业领域多么关键，只要尚未正式开始加征关税或禁运，相关货物与服务贸易就不会受到实际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口头争论、威胁，这些公布加征关税、贸易禁运清单的举动，都已经足够在金融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这一特点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还将随着经济生活发展趋势而日益显现。 有鉴于此，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我们应当重视贸易争端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求趋利避害，实现下列三大目标：最大限度降低贸易争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最大限度增强其对贸易战对手的打击和制衡;防范贸易战对手与国际游资借贸易战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 基于上述三大目标，我们在贸易战中的金融战场上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宣布贸易措施的时间选择;防范对手与国际游资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搞手法创新;重视、化解市场参与者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在防范对手与国际游资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方面，目前国内议论较多的是以下潜在风险：美方可能强行将中美资本市场脱钩，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强迫中国概念股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市，禁止美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上市公司;强行将中国企业、金融机构与美元结算体系脱钩;扣押、冻结中国资产，包括中国企业、居民投资以及以美债等形式持有的官方储备资产。 在正常情况下，上述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因为美方自身从政府、企业到社会层面都要为此付出非常沉重代价，有的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战争边缘的政策。但本着做最坏打算，朝最好方向努力的思路，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设想并为防范应对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目前国内议论很少，却不可忽视，就是对手与国际游资通过A股+H股(即内地、香港同时上市)上市公司渠道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在当前形势下，贸易战对手与国际游资若要选择直接在A股市场上进行操纵难度甚高，更可能的情况是在香港市场直接操纵A+H上市公司，通过危机传染机制间接打击A股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游资袭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玩两手(在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同时大规模卖空，抛售港币使利率大幅度上涨，股市因此大幅度下跌)手法就是利用衍生工具联动操纵股、汇两市的典例。时过20年，我们需要关注国际游资在香港股市、香港汇市、内地股市三个市场联动操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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