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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08 0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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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操秀英)(责编:栗翘楚、庄红韬)。每4人就有1人休退学 台湾大学生到底怎么了  台湾少子化问题近年对高校招生冲击不小。各校正为招不来新生伤脑筋,却发现入校的学生也可能中途休学或退学。台湾教育部门最新统计显示,2017学年台湾大专院校休退学人数超过30万人,占大专生总数的%。几乎每4人当中就有1人休退学,比例之高令人咋舌。究其原因,“志趣不合”和“工作需要”排在前列。  十年寒窗求学苦,为何如此轻易就离开?面对如今近乎100%的高校录取率,重新择校变得没那么难。四年学成毕业薪资还不如高中生,自然让人心生退念。当然,原因还不止这些。  “最坏也不会没学校念”  根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2017学年大专校院学生退学人数达91531人,再创新高且连续两年退学人数超过9万人,令人忧心就读人数“回不去了”。退学理由以“志趣不合”、“逾期未注册”为主,加起来超过总人数一半,人数明显多于选择“经济困难”的人。  2017学年新增办理休学率为%、相应学生有78220人,休学理由主要是“工作需要”、“志趣不合”。该学年台湾大专校院总休学人数(新增办理休学加上休学而未复学)超过20万人。再加上退学人数,休退学人数超过30万人,而大专生总人数约为127万人,意味着近1/4的学生选择休退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开启教育改革,推动“广设大学”政策。随着大专院校数量变多,录取率由昔日两三成跃升至接近100%。考大学不再像“过窄门”,选择也大大增多。有台湾学生坦言,过去自觉念错了院系,只能在原校寻求转系,现在则大可休学重考,说不定来年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大学录取率都100%了,最坏也不会没有学校念”。  现实是,有人在休学后重新出发,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有人在“长假”后走向迷失,甚至沦为“啃老族”。  不合预期便提前离场  尤小姐曾就读台湾某私立大学观光系,因不愿在校学习观光理论而想直接到职场汲取经验,大二时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休学,提前踏入社会。4年过去,她按部就班读完学士和硕士的哥哥姐姐还在为求职而苦恼,她却早已进入按时发薪、年终还有配股的科学园区公司,且存够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元新台币。“所以,我很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林志翔,在大学期间一度因为志趣不合而选择休学,历经一番探索后才复学。“原本以为会有更多实务类课程,却发现经济系跟想象的不一样。休学的时候经过思考,复学后才另外去修企业管理、行销类课程。”  从台湾桃园市永丰高中毕业的彭宬说,“明星高中”有不少升学咨询的相关资源,有些大学还会组织体验营,这些都是高中生认识大学及其院系的机会,而自己所在的社区高中没有相关咨询资源,当时对大学的认识可以说是零。  就读于台湾台中市卫道中学的张启慧说,高中里有辅导室可以咨询科系,也会有学长学姐帮忙模拟面试,但无法对院系给太具体的建议。以满分10分来说,自己那时对院系的认知大概只有4分,即便上网查资料,也无法理解实际上在学什么。上大学后会发现,台北的学生很早就可以知道大学相关资讯,南北的资源差很多,所能获得的资讯量也有不同。  既浪费资源又浪费青春  “很简单,就是大学太多!”对于台湾大专院校逐渐走高的休退学率,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认为,许多人因为大学好考就进去,念到一半才发现念不下去,例如读数理专业一定要学微积分,修餐饮科的学生工作辛苦等,有人忍受不了就中途离开。读到一半去工作的学生也很多,因为很多家庭需要小孩自行支付学费。

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队的主场北京举办。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湾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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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中试点内容的第一条即明确了“培育培训评价组织”的工作方向。这说明了培训评价组织是职业教育改革中的核心抓手。无疑,职业教育的这一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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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长红对记者说,自从垃圾分类陆续实行以来,湿垃圾中的杂质比例已经从原来的25%以上控制到15%以内,他也相信未来情况会越来越好。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国家电网巴西CPFL新能源公司董事、副首席执行官黄富涛告诉记者,为了在保证正常发电效率的同时保护环境,公司开发团队耗时4年,先后五易方案,创造了巴西新能源项目开发方案修改次数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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