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在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中指出,自己接触的各种思想,“最广大精微者,却只有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最具典型意义,他强调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断”阐释历史思想,用新的观点清理贯串数千年的思想史,这种“方法”“论断”“新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系统学习和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唯物史观被广大学者所接受。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的观点、方法得到普遍借鉴,苏联哲学权威日丹诺夫将科学的哲学史解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掘以及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规律的探讨成为哲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史成果。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等在内的迄今最完整的中国思想通史著作,基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并由此逐渐形成“侯外庐学派”。 改革开放前,我国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思想史研究确定了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为主线,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方法论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某些教条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过度政治化等问题,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倡导,中外学术交流也不断深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空间。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他们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认识更加丰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克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片面性与庸俗化倾向,使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随着回归学术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术界开始注重发掘传统思想智慧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成就之一可以称为学术史的回归,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以往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不断注入关于社会思潮、文化变迁方面的内容,不断拓展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视角、方法、对象和范围,从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日益丰满。在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宗教现象、宗教问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 进入21世纪,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进一步向着枝繁叶茂的繁盛局面迈进。中国思想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于历代思想家的专项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全面推进态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这一态势的集中体现。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在侯外庐与其他前辈的著作上继续前进,不仅继承了前人重视社会经济分析的科学方法,同时扩大了观察视野,注意当时社会经济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国社科院启动了《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贯通上下五千年,涉及各民族文化,着重勾勒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思想发展变革,集成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项目启动伊始,就将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在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及方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其间形成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如学术界所判断,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突破认识的局限,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负于历史和时代的思想文化贡献。 (作者:杨艳秋,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 同比增长24.1% 原标题:前7月快递业务收入超4000亿元 人民日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李心萍)国家邮政局14日公布7月快递业运行情况:1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其中,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亿件,同比增长%;业务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
但芯片灵感和科研思路,更多还是从科学实验和冥想上获得的。
除了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影视课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还通过暑期专业硕士班讲授、中小学语文教师短期培训等方式,在广大西部地区推广影视教育。
”虎志武说,虎林周特意为郭文海取了新名——虎路生,意为在长征路上绝处逢生。
“天天讲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实际行动算什么党员?” 旧址群修葺一新,新建游客中心,完善配套设施,红色旅游终于有了起色。
南边的老照相馆、老药铺、食品店、旧书局里,游客络绎不绝。
该书还是一部全面地研究朱熹《诗经》学体系的著作,弥补了之前对本论题仅有专题研究而无系统研究的空白与缺憾。作者郝永,贵州师范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等。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大家手笔)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新闻宣传管理处负责人魏霄表示,作为党的宣传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把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化为推动广播电视宣传形成强大正能量的政策杠杆,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大力推出精品力作,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陈孝平说,临床攻关就是要做到把别人治不好的病治好,别人能治好的病治得更好。 大肝癌能不能手术切除?以往医学经验认为,大肝癌手术切肝量大,剩余肝组织少,易发生肝衰竭并导致死亡。根据影像学和外科临床研究结果,陈孝平认为从理论上讲,大肝癌切除不一定发生肝功能衰竭。此后,大量手术实践证实,大肝癌可以安全实施肝切除手术。 打破束缚,接连成功闯关肝脏外科手术禁区。早在1982年至1985年,陈孝平提出,良性肝病全切肝脏没有必要,病人只需37%左右的肝脏就可维持功能的新观念,并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理念。2008年,陈孝平主刀,国内首次成功实施亲属间活体肝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手术。持续临床医学攻关,陈孝平首创“陈氏肝血流阻断法”“陈氏肝脏双悬吊技术”和“陈氏不解剖肝门的入肝血流阻断方法”攻克了术中出血难题。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陈孝平看来,临床医生拥有很好的科研环境,面对实实在在的病人,时刻遇到真实的治疗难点,潜心钻研,寻找解决方法再适用于临床,良性循环。目前,他提出的小范围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和他创建的“陈氏肝肠吻合术”以及“陈氏胰肠缝合术”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科学自信——律己奋进争第一 “国外是老师,我们当学生。”陈孝平认为,做科研,这种观念要不得。 陈孝平说,西方医学的优势在于起步早,但受时间维度、临床病例和实践经验限制,西方医学提出的不少观点并不准确。医疗技术上,较长时间受制于人,最怕在科研创新上产生惯性思维。 医学万变,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不变。在陈孝平看来,做医学科研一定不能盲目跟风,要敢于质疑、敢于提问,同时,必须做到严谨求实,任何成果都需经得起推敲和重复,事关生命,容不得半点虚假。“只要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真的,总有一天会被接受。”陈孝平说,过往经历告诉他,每一个新理论、新技术都要经过被抵触、被接受、被推广。 科学态度首先就要舍得花时间。陈孝平时常对年轻科研工作者说,做科研需遵循必要性、合理性、有效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确定了目标,不可急功近利,需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年轻医生亦是如此,从“三不计较”做起,即不能计较时间,事业靠的是长期积累,医学更是经验之学;不能计较金钱,学医之人贪图金钱就会出大事;不能计较一时得失。 自信,是科学创新之源。2014年12月4日,国际著名外科学者DionigiRenzo在《Nature》刊发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评价:“陈孝平教授对肝胆胰疾病的治疗作出了救世贡献,是国际肝胆胰技术改进和创新的领导者。” 科技工作者美在哪里?于陈孝平而言,就是持之以恒遵循科学为真、自信最美。(责编:赵竹青、吕骞)。这对把中国人带到巴基斯坦传教的韩国夫妇,还能神秘多久? 【环球时报驻巴基斯坦特约记者王黎明环球时报记者杜海川】两名中国人上月在巴基斯坦遭绑架、可能已遇害的消息,引起舆论关注。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在核实有关情况。
比如,航天科技集团弘扬航天“三大精神”,解决深层次质量问题,圆满完成各项国家重点任务,践行了“用成功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中船集团加大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管理提升力度,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发加快自主研制,突破航空装备动力“瓶颈”,推动集团全面改革发展。西医开好中成药 不是件容易的事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既让患者不用劳心费力地请中医望、闻、问、切,也不用去中药房抓药,大包小包地带回家熬上几个小时。各种方便又“可口”的中成药可以随身携带,一包冲剂,一支口服液,甚至一盒药丸,就抵过了一大碗浓浓的药汤。这种统一剂量、统一剂型的方法,尽管方便了患者的使用,适合了一般病人的需求,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近日,患有慢性肾炎的刘女士因上呼吸道感染而急性发作,尿液检查红细胞+++,伴有咽痛、尿赤,中医辨证属邪热内侵,应使用清热利湿药治疗。可是,她就诊的综合医院的西医大夫“对病下药”,给她开了具有温热作用的百令胶囊、保肾康片,结果不但无效,反而加重了症状。究其原因,大多数人都以为中成药药性平和、作用缓慢、无毒副作用,可以放心服用;“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将中成药当作“保健品”,中成药成了药物中的“万金油”,由此而导致中成药滥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目前中成药的用量、使用比例和频率来看,中成药的滥用程度确实达到了类似抗生素滥用的境地。特别是西医大夫在开具西药的同时,动辄随手给患者开出中成药,有的还开几个疗程,让患者长期服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中成药的误用、滥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约有70%的中成药是由综合医院的西医师开出,临床中成药的不合理使用率高达40%。为了进一步规范中成药在医疗过程中的使用,防止一些不懂中医辨证论治的西医开出“不管用”的中成药,甚至引发用药安全问题,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早在2011年就出台了《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近年来,一些中医药机构和部门还开展了“西医执业医师合理规范使用中成药专项继续教育”,意图纠正和改变中成药滥用的现况。但我们不禁要问:西医接受了中医相关知识的培训,就能开中成药吗?中医治病是通过辨别分析患者的症状、舌苔、脉象,审察、判断、验证出病机而立法处方用药的,“一人一方”可谓是中医的特色。而中成药的药物组成却是固定的,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个中成药只能适用于其组成药物所决定的、具有中医某一病机疾病的治疗。如牛黄降压丸,只适合用于高血压肝阳偏亢者;若是气血亏虚者服用,则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此外据香港星岛环球网8月14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和香港警方14日凌晨对暴徒在机场殴打旅客和记者予以严厉谴责,称这些暴力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目前保持6%—%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十分可观。